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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带头人: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2008/1/16 10:20:06 [稿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内的“第一份包产到户合同书”,内容为: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人民网供图)

2005,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建成。模拟当时签合同情形的雕像成了主角。(人民网供图)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
  
  ●而今,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瓶颈,当年带头人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经济道路
  
  本期讲述人:“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年龄:67岁
  
  当时身份:小岗生产队队长

  
  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小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严俊昌家再往前一公里,就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每一周,严俊昌都要到那里坐一坐,今年67岁的他是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常常要向前来参观的各路人马介绍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到户的经历。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关闭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字样,而这18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偷偷摸摸想走得更远。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不但没有枪毙我,还表扬我。”严俊昌也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尝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甜头之后,才进一步“农村包围城市”,放权让利到全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段,这个明星村落不断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但它也无可逃避地像其他村落一样,经历阵痛:乱收费、盲目发展村办企业、干群冲突……甚至于这些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共患难的老人,也开始纷争不已。“大包干开始时村里没有一个反对的,后来日子过好了,争权夺利,18户人家闹了那么多矛盾。”严俊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无论如何,日子的确更好过了。但严俊昌也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的瓶颈,和村里的其他带头人一样,他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农庄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大包干”的一种简单反动),并对强人政治迷恋不已。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取得共识的观点。不过,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改革开放在它的而立之年,未能“不惑”,在新的路径选择面前,或许我们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人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缴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温家宝点名请我,我告了乱罚款乱收费的状
  
  温家宝可能就是因为我那封信来的小岗。至少我的信转交给他看了。
  
  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
  
  温家宝没来之前,县委人大一把手就对我说,老严,你这次不能再说实话了,你这个实话说了弄得我们集体政府都不好看。我当时说,我不讲空话。他就说,不管你说不说空话,我们不安排你说话。
  
  温家宝来的时候,县里不让他来小岗村,怕我们讲了真话啊!就借口说抽水把土路给拦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放水。后来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说“把严队长接来”,就用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小溪河镇上去。
  
  但是后来没安排我讲话,安排严宏昌(大包干时任生产队副队长)讲话。他开会谈到人均收入5000元,温家宝也没吱声。
  
  要散会的时候,温家宝说,不行,有几个老同志点名说一定要找到严俊昌,请他讲话。
  
  我在会上说,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块的样子。
  
  我又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二十块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我家有一两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
  
  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当时温家宝就问,严俊昌提的可是事实?县委书记不敢回答,就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温家宝说,严俊昌提的如果是事实,立即纠正,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田种得这么辛苦呢?
  
  当年我们一个公社就没有交这些罚款。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敢收了。有的人就说大家要买花炮到严俊昌门口放,他这一告状我们每年要省多少钱。
  
  1993年再回小岗,我想办点集体经济产业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批准后我就在严岗村当村长。1993年,因为我给万里写信,县里面怕中央再来人,就想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安徽省人大亲自抓小岗,1993年把我调回小岗村当村支书。
  
  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因为我不同意,县委开群众会说,如果同意两个生产队并成一个小岗村的话,上面农业税什么的啥也不收。这样群众就都同意了,1993年,小岗村就取消了农业税。
  
  现在小岗村有400来人,100多户。当时我反对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我认为不见得人少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
  
  上面来人的时候我一直不说假话。后来又把我调到小溪河镇里当镇农委副主任,“你属于国家干部了,调出去不能在家住了,小岗也不与你相干了”。
  
  1993年,上面打小岗的旗号,注册小岗商标,在小岗村之外,搞农业实业总公司,引进瓶盖厂、面粉厂什么的。这些厂和小岗没有任何关系,小岗一分钱也摊不到,村民什么好处也没得到,都是假的。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我就准备培养严宏昌,参与筹建农工商总公司,还让他参加上海的政策研讨会……后来干得一塌糊涂。小岗村企业工程什么的特别多,邻村没有这么多,小岗村牌子响才搞得这么多。
  
  有一年,日本还赞助了小岗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70万)养鸭子。后来县政府拿钱盖了一栋房子,钱根本就没有用来养鸭子。
  
  从90年代开始土地又荒了不少,地种完了也懒得管了,因为种地收入不高。大家主要靠打工赚钱。1997年,严德友任村支部书记时,引进了江苏连云港市长江村的支持。小岗的变化和长江村分不开。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让小岗人重获信心。
  
  小岗的葡萄特别有名。这几年都种葡萄,年景好的时候一户每年一两万块钱没有问题。葡萄苗加杆子一年就要花一两千块钱,都是长江村赞助我们的。其他队想干哪有这个机遇呢?种葡萄以前呢,小岗经济和其他村差不多。现在小岗经济比其他村要好点,因为在长江村能人的带领下,小岗村开始逐渐发展副业了。人们思想开始转变了,过去主要就是种稻、麦子等粮食作物,现在哪个经济效益高,就搞什么。
  
  前两年,生产队干部说要出去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村干部一堆人去南街村、大寨、红旗渠这些地方考察。没去之前,我就想,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二十多岁干到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该加大投入,整平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一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
  
  大包干让小岗成了明星村,这对小岗应该是好事,毕竟上面有拨款什么的。党对小岗这么重视,但是小岗人没创造好。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是看车头是不是有本事带,这是关键。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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