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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献策:从省长到囚犯

2008/4/28 10:56:09 [稿源:人民网] [作者:] [编辑:胡蓉平]

  从省长到囚犯
  
  --记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

  
  材料一
  
  1987年3月19日清晨,朝阳刚刚升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早已人头攒动。这个平时比较寂静的场所,今天却车声喧闹,水泄不通。消息不胫而走。尽管今天能进去坐在旁听席上的,已经有上千人了,但仍然满足不了不少人想进去听一听、看一看的迫切愿望。
  
  原来,今天开庭审判的是半年前的江西省省长倪献策,还有受他庇护的走私、行贿、受贿的5名犯罪分子。
  
  职务高,并不意味着品格高尚倪献策像所有蜕化变质而滑下犯罪深渊的人一样,也是从贪喝淫秽这杯苦酒开始,而后无法收拾的。
  
  1985年3月,倪献策还是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的时候,以对外开放、与外商洽谈经济为由,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从南昌飞到香港。江西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华赣公司,里边有一个女人名叫郭晓红,三十四五岁,妖冶丰满,善于交际,很能博得有些男人的青睐。她的工作任务是,组织港澳同胞来江西旅游。这个女人一见到倪献策,便毫不犹豫地粘了上去。她知道,自己既无靠山,也无根基,只是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那阵子,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混了3年。以后分配到江西省旅行社,当导游、翻译,因此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她好几次通过这些外国人担保,要出国去“自费留学”,只可惜几次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总算达到了常驻香港的目的。这样的美差,怎么会落到她的头上?!是因为她品学兼优,还是表现积极?在一次给她做的民主鉴定会上,同志们先是一片静默声,后来在领导的催促下,一个接一个发言了:“一朵交际花!”“作风不正派,跟外国人睡觉……”简直令记录者都无法整理成几条文字内容。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她居然给派驻到香港去了。而且给她的待遇,高得吓人。有人计算过,她一个月的收入顶上一个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她每当从香港回到南昌,明明丈夫那儿有房间,她偏要在江西宾馆再开一个房间,她可以因此而得到出差补助--15元一天。
  
  郭晓红走到倪献策身边,借敬酒为名,频送秋波,他和她碰过杯之后,一直紧紧盯着她,她故作媚态,回眸一笑,让倪献策顿时想入非非。
  
  不久,倪献策要提前返回南昌,请人陪送。于是有人建议让郭晓红陪同,理由是她熟悉情况。由香港过深圳进羊城,两人于是勾搭成奸。他俩来往的情书竟交给一个香港小姐保管。
  
  倪献策何许人也?
  
  1985年6月下午,倪献策走马上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并踌躇满志地当上了省长。那时候,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年轻,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他才50岁。他有文凭,是1958年毕业的中专生。至于“革命化”,人们更不怀疑,有那么多表格要填、还有不少考察人员进行内查外调,还会有错吗!而事实上,就是这个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一家钢铁厂里,以揪斗“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大出风头,随即“三结合”并“火线入党”的。
  
  “喂!×地区吗?倪省长今天到你们这儿检查工作。对,中午到!”在他就任省长前后,倒是经常往下边跑的。蓝色的“奔驰”高级轿车一到,照例是下边的领导列队恭候,前呼后拥地进入小餐厅宴请洗尘,茅台酒不能少。下边的同志都有数,倪省长有一个健壮的胃袋,一个人一顿能喝一斤茅台。为了让他酒足饭饱,化四五百元钱办一桌菜是经常性的。“老子在上海、广州吃过上千元一桌的。”他拍拍腆起的大肚了,剔着牙缝,跟人夸耀。
  
  这个省长还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口头语:“妈的”、“老子”、“滚他娘的”……至于他写错别字,更令人哭笑不得,比如他把“圣旨”,写成“圣纸”;“排忧解难”,写成“排拢解难”……
  
  倪献策有一手绝招,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脸不变色地把一根稻草吹成一根金条。从香港返回南昌时,他向数千名干部作报告,历数这回他带队去香港洽谈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光成交就达人民币7亿元。不少干部很高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真正落实的不到3000万元,而且有的项目在他去香港洽谈之前,别人早已谈成功了的。全国开旅游工作会议,别的省市由有关厅局长参加,唯独江西,他这个省长自告奋勇要去参加。其实会议还没结束,他溜到上海去了。因为郭晓红在上海等他,回到江西,他却大言不惭地神吹道:“这回我在中央要到了两个亿!”其实,纯属子虚乌有。
  
  景德镇,中国的瓷都。有一种已经不太生产了的瓷墩,就像装50斤绍兴黄酒那样大的酒坛子,一只要值好几百元。一天,倪献策带着郭晓红住进花塘宾馆,在照例的饮宴上,倪献策忽然问郭晓红:“这茅台酒你能喝吗?”
  
  曾经陪外国人喝过烈性威士忌的郭晓红,哪在乎这个!她故意撒娇说:“我不会喝。”
  
  “喝一杯下去,给你一个瓷墩!”
  
  “省长说话要算话!”郭晓红斜飞了他一眼。
  
  “那当然,本官从不食言。”
  
  “好,我喝!”郭晓红一连喝了几杯,随即到手了几个瓷墩。
  
  倪献策哈哈大笑,得意忘形他说:“只要本官在位,放心,决不会亏待兄弟们的!”
  
  开放改革,不是为了养肥几只蛀虫正在召开的江西省人代会的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倪献策听到一个声音:“倪省长!”他回过头去,是江西宾馆服务员轻轻呼唤他,要他去接电话。
  
  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找他,还要他下主席台去接?倪献策挺恼火。
  
  “省长吗?”电话里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是郭晓红。他立即转恼为喜:“什么事啊?”
  
  “洪海公司原先进口2000台录像机,给海关扣下来了,经办人是我弟弟郭勇。这弄得不好公司要破产。洪海一破产,我弟弟跑不了,怎,怎么办呢?”
  
  “你不要急,现在我正开会……”
  
  “好!下午4点,叫他们到宾馆来。”
  
  乘开放改革之机,江西和别的地方一样,冒出来许许多多的公司。洪海电子有限公司是其中的一家,郭晓红的弟弟郭勇是这个公司业务部副经理。他瞅准了国内录像机是个热门货,便动脑筋想弄一批进来,抛到市场赚一笔大钱。恰巧他遇到老同学方晓维,经方介绍,结识了福建省富兴工业进口公司技术引进部副经理李共青。李共青听说郭勇要进2000台日产录像机,便一口应允。
  
  李共青回到福州,就和香港某公司陈经理洽谈,签订了购买日产录像机2000台的两份合同,一份是录像机的上下盖板2000套,另一份是除了盖板外的其它部件2000套,总金额为60万美元。
  
  李共青笃悠悠赶到南昌,和郭勇、洪海公司总经理江克荣等人,一起起草了委托书。
  
  就在委托书正式签字之前,李共青对郭勇说,“这笔生意要是成交,你们洪海公司可以发笔大财了!”
  
  “哪里,哪里,赚不到多少。”郭勇故意装得不在行的样子,心里却拨动了算盘:只要把这2000台录像机抛进市场,洪海公司至少可以赚进四五百万元人民币。
  
  “按照规定,你们应该付给我们富兴公司8.4%的手续费……”
  
  “好说!”郭勇点点头。
  
  “另外……”李共青故意偷觑了郭勇一眼。“按惯例,要付好处费。”
  
  “多少数目?”
  
  “8万元。”
  
  “这个……”郭勇骨碌碌地转了两下眼珠子:“我跟我们江总经理汇报一下,怎么样?”
  
  江克荣同意付给李共青好处费6万元。于是就正式签订委托书。
  
  不久,李共青返回福州,电告方晓维,要他通知郭勇从速解决外汇,并携带好处费到福州去。郭勇随即从公司领取现金3万元,交给了方晓维,并要方打一张领条,方晓维提笔写道:“领到爱浪录像机公关费3万元。”署名为“万为”。然后,自己扣下1万元,给李共青送去了2万元。
  
  隔了一个来月,李共青和郭勇在广州会见了香港那家公司的陈经理。陈经理对于迅速做成2000台录像机的转手买卖,自然是急不可待:这种能捞进大笔美元赚头,又不需要花费多大心血的买卖,好似天下掉下馅饼,只有傻瓜才会漫不经心、轻易放过!陈经理似乎摸透了大陆这类公司的这类业务人员的品性,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人3000元港市,另外还附带给了一个一只漂亮的打火机。李共青和郭勇不由分说,欣然自若,塞进腰包。李共青、郭勇等人,还在别的业务活动中,胆大妄为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就不在此一一叙述了。
  
  当2000台录像机来到深圳文锦渡海关,经过查验,海关作出了走私案件处分通知,认定为走私行为:“决定没收全部走私货物,并科处罚款人民币150万元。”
  
  这一下可真叫洪海电子有限公司那些想图走私录像机而发横财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福建省的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的人跳起了脚,偷鸡不成蚀把米,手续费没有捞到,还得罚出去150万!两家公司紧急商议,恰似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提议,非得找倪献策帮忙不可了。谁去找省长呢?非郭勇莫属。郭勇也明白,自己这么一个小干部,要找这么个大干部,省政府的大门岂能那么容易跨进去?他很了解自己姐姐和倪献策的交情。
  
  郭勇当即去找郭晓红,郭晓红一边埋怨弟弟办事太冒失,一边就给倪献策挂了电话。
  
  倪献策听完郭勇等人的汇报,便劝慰道:“这事不难,我挂几个电话出去。他边看洪海公司的委托书边拿起了电话机:“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吗?找韩主任说话。”
  
  对方很快接通了电话。
  
  倪献策把洪海电子公司录像机被扣压一事说了一下,然后关照说:“对洪海公司录像机的事,要认真研究,作出答复,要考虑企业的利益,要一致对外!要照顾洪海的利益,协助洪海公司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知道了。”
  
  当天晚上,他还不放心,一连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江西省经贸厅驻深圳中转站主任,要他出面去找海关说情,要求照顾。另一封信是写给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副主任,要他“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名义,出函给文锦渡海关,申明:洪海委托富兴办理的手续可信,外汇来源合法,海关查私应予支持,但货款是我们发的,没收货物只有我们受害,这样处理外商会看我们的笑话,影响对外声誉。”
  
  省长对下属发指示,下边唯唯诺诺照办。他们双双要求文锦渡海关“酌情从宽处理”。
  
  国家进出口庄严的大门,不是一切乔装改扮、玩弄花样的走私分子自由活动的通道。文锦渡海关对于软硬兼施的“要求”,不予置理。
  
  倪献策见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要九江海关关长打电话找海关总署去求情,“照顾照顾江西”。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给已离任的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厅长打电话,要他凭老面子,到北京找经贸部去说情。这时候的倪献策丢开了省长的一切尊严,为了走私者的利益,像跌进河里去的旱鸭子,“扑愣”着想抓住一切东西来获救一般,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去打通文锦渡海关,或者打通领导文锦渡的海关总署。
  
  半个多月过去,对方依然不理不睬,倪献策沉不住气了,便以江西省政府省长的名义,给北京海关总署打电话,口气咄咄逼人:“请你们慎重考虑,在处理这起走私案时,避免国际国内的诉讼纠纷,以免造成国内外的不良影响,给引进外资的工作造成困难。”
  
  海关总署经过调查之后,泾渭分明,毫不询私;省长来电话、熟人打招呼,统统不予理睬,一律按原则办理,坚决维持文锦渡海关处分的决定。
  
  几个走私犯吓呆了,想不到省长这个靠山也有不灵的时候。
  
  倪献策也傻了眼,他心里的气不打一处出。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江西,抬出他这个省长的牌子,可以吓得别人不敢作声!现在却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动员了这么多的“关系”去做工作,却好似石子飘进大江之中,杳无半点希望的踪影。倪献策十分恼火,可是又无可奈何。他想了又想,便拿起笔来,指示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香港某公司付出2000台录像机的外汇。撒谎说,洪海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支持他们解决这些困难。结果53万美元就这样汇到了香港。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来,银行只凭合法的单据付款。洪海公司走私进口的录像机被海关查扣以后,由于港商也负有责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以“单证不符”的合法理由已拒付货款,且开出的信用证的有效日期已经超过,就自然失效。但倪献策为了满足走私犯的要求,包庇郭勇免受港商起诉而负法律责任,竟批准以现钞的付款方式付60万美元,只是由于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等单位一再扣压,才扣下了7万美元。
  
  倪献策不是不懂他这种做法无异在玩火。他在给郭晓红的信上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以及他灵魂里的污秽。
  
  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我就是为了我和你才去干的。”
  
  倪献策和郭晓红的所作所为,逃不过周围干部和群众的眼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了检查组,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向干部、群众进行500多人的了解、谈话,终于查清了倪献策的主要问题,清除了一个隐患。
  
  1986年7月,郭晓红、郭勇等人被江西省公安厅收容审查。
  
  1986年10月26日,700多名江西省人民代表,一致通过罢免了他的省长职务。
  
  1987年1月10日,倪献策在家里听到敲门的声音,打开房门一看,武警战士出示了“逮捕证”:“经过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你被捕了!”
  
  2月27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中共江西委、省纪委:“倪献策背离党的理想和宗旨,思想蜕化,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违法乱纪,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给予倪献策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央纪委《关于开除倪献策党籍的决定》,业经中央批准,现发给你们,请宣布执行。”
  
  倪献策从当省长到罢免,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法庭上,倪献策、郭勇、李共青、方晓维、江克荣、戴家保(福建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经理)站在被告席上,在接受着审判。
  
  “今天,被告人倪献策因犯有徇私舞弊罪,连同其滥用职权、竭力庇护的重大走私犯郭勇等6人,一并押上法庭,受到审判。这件事说明了一个真理:法律的神圣是不容亵渎的,法律的尊严是不许侵犯的。谁敢蔑视法律的尊严,以身试法,以权枉法,妄图与法较量,最终必将是玩火自焚,自食其果。”
  
  公诉人张宜福义正辞严地宣读公诉词,在旁听席上的人们(包括倪献策、郭勇等人的亲属和好友)屏息静气,侧耳细听,目不斜视。
  
  “本案是一起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案件……犯罪数额之巨、犯罪危害之大、犯罪情节之严重,都是触目惊心的。
  
  “被告人倪献策本应把人民赋予的职权当作为国为民谋利益的条件,但恰恰相反,他把手中的权变成了谋私、询私、违法、枉法的工具。”
  
  倪献策、郭勇等被告均在法庭上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他们分别请了辩护律师(共计10名)也为他们进行了充分的“无罪”辩护。这里不妨再录两段“辩”与“答”,无需作者多加一词,读者便能一目了然。
  
  辩词:“倪献策的客观行为,是履行省长职责。”
  
  答辩词:“的确,听汇报、写信件、打电话、批外汇是一个省长职权之内可以实施的行为,这恰恰证明倪献策实施的行为确实利用了职权。至于倪的行为是履行职责,还是滥用职权,是正常、合法的执行公务,还是隐瞒掩饰的犯罪行为,不能看行为的方式,重要的必须看行为的目的、动机、内容、后果。”
  
  “倪明知是走私和进口录像机整机,却向有关人员谎称是‘进口录像机零部件’。倪明知合同、批文、许可证等有关手续是违法的、无效的,却谎称是‘手续是全的”、‘是应当相信的’。倪明知洪海公司在这起走私案中负有责任,却谎称‘我们则成为受害者’、‘应帮助洪海挣得合法的利益’。倪明知洪海申请拨汇60万美元,是害怕港商起诉,害怕洪海破产由此导致郭勇走私罪责的彻底暴露,从而受到刑事追究,明知这笔外汇是用于支付给港商货款(已被没收的全部录像机的货款),却谎称洪海‘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支持他们解决这些困难。’倪明知洪海公司郭勇伪报、隐瞒报关的直接责任,却谎称是‘事业心切’。倪为什么要说这么许多的谎活呢?还是用倪献策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倪在向组织交待中写道:我在接受他们的文件,批办的过程中,也是违犯了办文手续,直接批给他们去办理……实质上是起了帮助他们开脱罪责的作用。我们认定倪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是滥用职权、隐瞒、掩饰郭勇犯罪事实的犯罪行为,指控倪献策犯有询私舞弊罪是准确的。”
  
  4月14日上午,第一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告判决:郭勇犯有走私、行贿、受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李共青犯有走私、受贿罪,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江克荣犯有走私、行贿罪,二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戴家保犯有走私罪,但因情节较轻,免于刑事处分。
  
  倪献策犯有询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郭晓红已被决定劳教三年。)
  
  除了戴家保以外,其他5名被告均宣布“不服、上诉”。但是,倪献策听完判决,脸色煞时变得灰白,颓丧地低下了头,身穿的那套刺目的出国制的全毛花呢西服,遮掩不住他内心筛糠般的抖颤。
  
  5月2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公开审判,继续由上诉人为自己、上诉人委托的辩护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省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对上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逐一进行辩驳。最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倪献策、江克荣等人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倪献策的堕落,引起人们思索的内容,比起法庭上热闹的、唇枪舌剑的辩论,理应要深刻得多。思索,是使人变为聪明的活动。只有经过思考,生活与历史的教训,才会不致被人们遗忘!
  
  (《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马林)
  
  材料二
  
  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
  
  通报全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做遵守法模范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省长倪献策,背离党的理想和宗旨,思想蜕化,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违法乱纪,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除倪献策党籍的决定》。
  
  决定说,倪献策在‘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九月)入党。倪入党以来,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在担任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工作后,其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恶劣的道德品质充分暴露出来。他多次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决定说,倪献策自一九八五年三月开始与江西派驻香港搞旅游工作的郭晓红(有夫之妇)通奸,并滥用职权,为郭晓红及其亲属谋取私利。他向郭说:‘什么省长,只要能帮助你创造条件,我什么都可以干!’倪不顾群众反映,为郭提职务、提工资;授意有关人员发展郭入党;销毁反映郭问题的群众来信;批准郭出国‘考察’‘散散心’;为郭的亲属提职、提薪、出国考察说情。
  
  决定说,倪献策包庇郭晓红的弟弟郭勇。郭勇是江西省洪海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因走私进口录相机被海关查获后,倪应郭晓红的要求,四处疏通关系,为其说情;在中国银行南昌分行拒付走私录相机贷款的情况下,倪还批准拨六十万美元地方外汇额度为郭勇所在的洪海公司支付走私的贷款。由于倪献策的包庇袒护,致使郭勇的犯罪活动未能受到及时查处。倪献策还对坚持原则的同志进行打击。
  
  决定说,在查处过程中,倪献策不断同郭商量对策,订立攻守同盟。决定指出,倪献策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背离党的理想和宗旨,思想蜕化,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违法乱纪,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经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倪献策开除党籍处分。
  
  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十五日就开除倪献策的党籍,向全党发出题为《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的通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报说:‘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在任职期间,腐化堕落,徇私舞弊,严重违法乱纪,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经江西省委讨论、中央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了倪献策的党籍。
  
  ‘倪献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为什么提拔不久,就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呢?他的教训再次深刻地告诉我们:
  
  ‘一、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声誉,直接影响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这个道理虽然曾经多次申明,但有些人对此仍无清醒的认识,如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些领导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把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为非作歹,从而走上犯错误甚至犯罪的道路。倪献策的错误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用权这个关键问题上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切不可手中有了权,就忘乎所以,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务必牢记,我们受托于人民,是人民的公仆,只有运用权力竭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没有利用职权填充个人欲壑的权利。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越应以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越应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权力看成是私有的特权,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特殊公民”。这才是我们对待权力应有的态度。
  
  “二、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谨的生活作风。绝大多数党员正是这样做的。但也有极少数人有了权,就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倪献策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追求色情,为讨好对方,不顾党纪国法,对走私者徇私包庇。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有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警惕。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坚决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同一切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党的干部必须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历史和现实教训说明:从普通党员到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都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党内、党外监督。离开监督的领导者,难免犯错误。倪献策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目无组织,目无群众,实际上把自己作为一个‘特殊党员’,不接受党和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他公开扬言‘我讲的就是政策’。拒不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我行我素,甚至伺机报复。他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正常生活,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们党的干部,不论职位多高,都必须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和周围同志的监督,不断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各级党组织也应切实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监督,严肃党的纪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维护党的肌体的健康。
  
  “四、共产党员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倪献策犯错误的根源还在于他所奉行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是没有道理的’。‘自私是为人之本,人就是以自私为基点,互相暗算,互相利用,为达到个人的目的,施展各种手段。’把如此腐朽透顶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奉为信条,怎能不走向腐化堕落!怎能不遭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唾弃!倪献策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不受封建思想遗毒的玷污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就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清除思想上的灰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经风雨而不折,出污泥而不染。这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
  
  “五、要按党的原则认真选拔和任用干部。倪献策的被提拔任用,也暴露了我们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证明,无论是从德还是从才来看,倪献策都不具备担任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然而他却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直到身居高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教训是深刻的。我们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全面贯彻干部‘四化’的方针,坚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注重实绩。要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程序办事,充分听取党内外的意见,深入细致地考察。要坚决防止任人唯亲或掉以轻心,把那些品质不好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更不能把在‘文革’中犯有错误而又不思悔改的人选拔上来,委以重任。”
  
  (19870529《人民日报》)
  
  材料三:倪献策申诉被高院驳回
  
  本报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已驳回了倪献策的申诉。
  
  原江西省省长、省委副书记倪献策是1987年5月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徇私舞弊罪终审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的。倪献策今年刑满释放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审查,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倪献策一案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是正确的。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倪献策的申诉,并向他发了驳回申诉的通知。
  
  (19891014《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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