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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我们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产

2008/5/28 10:19:31 [稿源: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作者:潘绥铭] [编辑:胡蓉平]
  1980年第一期的《科学画报》上,刊登了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当时在小范围内人们就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到1994年10月,当一个大型性知识展览在北京开幕时,海内外的大批传媒又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直到2000年当许多大学为了预防艾滋病而开展性教育的时候,还有不少传媒再次欢呼起这个老调子。
  
  那么,我们中国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性禁区”,惹得人们去打破了20年,欢呼了20年?
  
  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与“唯生殖目的论”
  
  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肉体的性禁欲主义。
  
  如果只看我们自己的列祖列宗的论述,那么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早期道家文化体系不仅不禁欲,而且创造过房中术,以精致的性交技巧规范,来实现“合阴阳、延天命、通神明”的文化理想(李零,199)。儒家呢?不仅“食,色,性也”的基本观念广为人知,而且潘光旦先生在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一书时早就总结过:儒家的理想和社会实践,只是把性这个东西放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之内,既非全褒,更非全贬。就连佛教,中国文化中最接近肉体禁欲主义的一支力量,在社会实践中也并不是绝对的肉体禁欲主义。它虽然确实奉行教士(和尚与尼姑)独身,用“今生造孽,来世报应”的紧箍咒来钳制一般信徒的性活动。但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毕竟对抗不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中国本土的性观念。因此它不得不容忍“居士”的婚姻甚至纳妾和狎妓。也是因此,自从佛教在中国兴起之后,民间也就老是流传着和尚偷情、尼姑思春的故事和笑话。其实,并非佛门孽障真的如此之多,只是凡夫俗子死也不信人能禁欲耳!
  
  如果来点横向比较,中国最严酷的封建礼教,在性的哲学上,比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来,连当学生还不够格呢。
  
  首先,基督教有一个上帝,它是世界的起源和绝对主宰,冒犯它不仅是杀头活焚的问题,而且是丧失灵魂的无比和无解的精神痛苦。
  
  其次,基督教早期教父之一圣奥古斯丁,率先把性本身就规定为反上帝的。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并没有使用性的手段。他俩偷吃禁果之后,首先发现的是什么?不是人的智慧,而是人与人的性交!于是全人类世世代代就都带上了原罪;于是任何性活动,从毫不涉及他人的性梦和遗精,直到世俗中合理合法的夫妻性生活,都变成反上帝的最严重犯罪。
  
  第三,性是原罪,任凭你怎么苦修行善,怎么心如古井,也终究解脱不了。中国佛教“终成正果”式的开后门,基督教可没有。
  
  第四,基督教的性哲学并非仅仅是原始的迷信,它被发展得雄辩胜于事实。仅举一例:由于性是反上帝的,因此耶酥绝不能通过圣母与男人的性交而出现。那么怎么解释她的“处女怀孕”呢?教父们说了:生孩子最多只有4种可能的方式:有男有女、无男无女、有男无女和有女无男。第一种方式是反上帝的,上帝当然不会用。第二种方式,上帝在创造亚当时用过了,第三种则在创造夏娃时用过了(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为了显示自己是万能的,因此上帝在创造耶稣时,选用了最后一种方式:有女无男。
  
  你说,你信也不信?!
  
  反观中国本土的诸子百家,由于大家一古脑全是人世的,全信阴阳之说,因此谁也做不到基督教那4条,建立不起完整的禁欲的性哲学,只不过制造出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性戒律和性禁规。(江晓原,1995)况且,如果不是后来漫长的有文字历史淹没了中国原始文化的痕迹,今人定可证据确凿地指出:绝大多数性戒律,其实不过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性禁忌而已。
  
  使用“性禁欲主义”这个词,关键要看它禁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区分清楚:什么是性的肉体禁欲主义(例如古代基督教),什么是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例如诸多新教教派)。
  
  民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禁的是什么呢?这可不能简而言之,首先要看看,个人的性行为,在整个社会网状结构中被放在什么位置。
  
  先从小处着眼。
  
  人类的性行为与生殖、婚姻、性别角色、爱情和个体生命的延续(养生),处于最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也没有抹煞或否定性行为本身的价值,只不过规定性行为必须服从上述5个相关因素的要求。
  
  以房中术为代表的道家性哲学相对来说单纯一些。它要求:个人的性行为首先地和主要地服从养生和得道成仙的根本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因此房中术文献中几乎只用男女两字,极少提到夫妻(婚姻);只有不多的篇幅讲如何“种(动词)子”,而且很有被医家混杂之嫌。房中术里的性别角色也不像儒家那样绝对地男尊女卑。至少在早期文献中,它相信女人的性能力不仅远远超过男人,而且根本就是无限的。因此它才传授给男人那么多“采战之法”,使他既能“御(性交)女多多益善”,又能“固精不泄”。否则,像儒家说的,“纵欲必亡身”,还得什么道,成什么仙?同时,房中术里不但有供男人用的“采阴补阳”之法,也有“采阳补阴”之法。更妙的是:房中术文献里说,天上的西王母娘娘就是靠”采阳补阴”(没说那些男人是谁),先是“辟谷(绝食)七日”,然后七七四十九日,九九八十一日,最后得道成仙上天做官去了。(是掌管天上后宫和人间婚事,不是做玉皇大帝的老婆,因为神仙们已经不再需要性交这个得道的手段了。)
  
  房中术里有“情”,却不是爱情,而是“以情动之(女人)”的情,大概相当于挑逗技巧吧?为的也不是性骚扰或者骗婚骗奸,而是因为只有女人也发动了,也达到性高潮,才能释放出保质保量的“阴”,供男人来“采”或被采。
  
  总之,房中术是彻底地把性当做一种工具。在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只有古印度的“卡玛”(也是一种性技巧训练,kama,×××,19××)跟它有些类似之处。一直有人把房中术说成是淫乐之术。倒也无需大肆正名,只要照章办事地去试试便可知道:那一大堆“十动、八动、五音、九势”等等具体动作规定,比现代体操还繁琐还荒谬,何乐之有?大约正因如此,才能固精不泄吧?
  
  儒家的性哲学更混乱一些(而不是复杂和精致)。大约先贤们很有些“辩证法”意识,基本原则既可有例外,又可相互冲突,都不为错。
  
  最通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生娃娃,性行为当然就合情合理。皇上的三宫六院,百姓的纳妻租妻,都不是为了淫乐,而是为了生殖,叫做“为后(代)非为色也。”这个原则甚至可以冲破婚姻戒律。《聊斋志异》把一个替恩人生子的未婚女性表扬为“侠女”。同样,在村民之中,至今也不认为“借种(名词)”有多大罪过。但是,这个原则客观上也就贬斥(如果不是禁止的话)了一切与感官快乐或精神融合有关的性活动。从接吻、性爱抚、口对生殖器的行为直到显示和观看裸体,都被视为“不像话”或者“不正常”,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行,因为这些都与生孩子无关或者不可能生孩子。
  
  这种“唯生殖目的论”(潘绥铭,1989)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禁欲主义。虽然儒家不但不禁止,反而大力提倡夫妻性生活。《诗经》中就有“君子之道,五日一御(性交)”的说法。但是儒家,尤其宋明理学却最最反对任何“寻欢做乐”。朱熹对此做过很好的解释:“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妨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也就是说:性交总会有乐,可以;若想主动去寻乐,不行。因此您别奇怪,我们中国夫妻性才会有那么多人从来没有在性生活中接过吻,更多的人从来没有过深接吻,甚至许多夫妻从来没有在对方面前裸体过。至于更进一步的做爱举动吗,更是少得可怜。
  
  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儒家性原则就是贬斥浪漫爱情。不仅爱情不可以带来性,而且性也不可以产生爱。一句“床上夫妻床下客”就足以做为主证了,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思”,也没有浪漫爱情什么事。
  
  儒家第三个性原则就是婚姻绝对主宰任何性活动。这本是农业社会中财产式婚姻制度的通例,不过诚如鲁迅所言,祖宗们的聪明才智常是首先用于惩罚人。如果《二十五史演义》所载属实的话,那么惩罚奸情用沉潭可就太人道了。还有一种“骑木驴”,就是把失贞之女吊起,使其阴道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绳使该女堕下,最终让木竿从她的口鼻中穿出。快者两个时辰可死,慢者要三四日方咽气。据说张献忠用此法对待不服强奸之女,弄得民女们主动献身,“甚于娼妇”。
  
  如果涉及性别角色,儒家的原则是“女为男用”。讲治国之道时,女人是祸水和狐狸精;讲传宗接代时女人又是生殖工具,偶尔还可以来点“伟大啊,母亲!”之类的感叹;讲婚姻时女人则应是贤内助。男人想玩时,女人又该是十八般武艺都会。男人玩腻了另寻新欢,女人则应有“不妒之贤”。总之,女人的性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全看男人此时此地需要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些男人常说,好女人应该是“出门像贵妇,回家像贤妇,上床像荡妇”。不过笔者一直怀疑,儒道两家在性哲学上是同源同质的,因为它们的几乎一切性道德戒律,都是首先地和主要地指向女性。如果大儒们不相信女人的性能力远比男人强盛,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束缚女人之性呢?
  
  综上所述,儒家混杂的性哲学并不是要具体地规范性行为,因此典籍中对此所言甚少。它实际上是要给性来一个“定岗定编”。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在如此范围内,社会才会承认性的合理与价值——以生殖为首要目标、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以婚姻为主宰、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以不得寻求快乐为性活动的质量标准、以男人的惜命保身为量的极限,同时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
  
  明末清初的性革命
  
  这样一个性的社会存在模式,一直好好地延续到明朝后期。但是突然(跟三千年文字史相比),中国大地上爆出了一场至少是口头上和笔头上的“性革命”。它有四大表现,都比西方性革命早三百年左右。
  
  其一,在短短一百年间,先人们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而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照台湾的《香艳丛书》(1987年再版)来看,至少有50种以上。其中直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量,至少在20万以上。细到什么地步呢?一言以蔽之:其中一半左右的性动作和“性杂技”,连当前西方的色情书刊也还没有写过。
  
  性小说是指“纯”的,即以性行为作主线来展开情节并塑造人物。《金瓶梅》并不典型,首选当是《肉蒲团》、《株林野史》、《绣榻野史》等一批“非性不言”的作品。如果把凡是有性描写的都算上,那么在种类上,连“三言二拍”也难逃法网,在总字数上,一个《金瓶梅》就加进去100万。那时不在书上标明印数,但后来的性小说里老是描写主人公“研读”以前的性小说,可见发行量不少,且有传世之嫌。
  
  其二,那年头,写还不过瘾,非画出来不可,于是春宫画与秘戏图蜂拥上市。
  
  在内容上,春宫画是写意,无外乎风花雪夜之类而已;可秘戏图却是写实,又是有一半左右的图像,至今也未见于西方的“黄”到家的淫秽录像片之中。
  
  在流传面上,不仅诗画相配,书夹插图,而且在性小说中大写看“春意儿”(秘戏图),在画册里又细映读“黄书”,可见绝非“一小撮”才享用。
  
  在技术上,色情的工笔画不亚于彩照,还传说仇英(十洲)和唐寅(伯虎)这样的著名画家也有春宫大作流传于市井。此外,还有木版五色套印,用于大批量生产,集中于杭州和杨柳青两地。(笔者一直怀疑,套色印画也是古代中国一大发明,大概是由于首先和主要被用来印性交图画,才不提吧?)
  
  在数量上,1963年荷兰人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中列举的样品已超过二百。明代的山水画可曾传下来如此之多?不过,明代时此物可是真个好价钱。据《肉蒲团》所载,唐伯虎的一册12幅性交图要卖十几两银子,必是有不少人先富起来或者以此先富吧?
  
  其三,此期内性工具和性药品极大丰富。据李零教授考实物所见,仿阴茎的性工具在青铜时代已有;至明代前后,有可能已经加进去某些初级水动力功能了。
  
  性工具,各民族历史上都有,但别人用做崇拜偶象的可能更多,我们则更讲实用,一见实物便知。不过人类大概没有给男人想出某种比手指头更好的工具,因此直到当今国际商界和90年以来的中国某些“巧商”所卖之物,也依然是供女人享用的多,男人可用的几无。这可是最厉害的不懂中国国情——有市场吗?于是“中国特色”便是把不管沾边不沾边的滋补品、保健品和普通饮食,统统或明或暗地加上“壮阳”的字样,而且越有秘方越好,越祖传越好。这可就又“露怯”了。真祖宗怎么说?“房中书”《素女经》里明明写着:壮阳之物莫过“米精”——就是用粟子熬粥时,上面那层稠糊糊啊。
  
  其四,同性间的性活动在那时期内得到充分的文图表现。中国历来并不严惩男同性恋,对女同性恋则更是几乎不提;因此春秋战国便有龙阳君的记载,汉代又有“断袖之谊”的故事。“好男风”几乎是上流社会的风尚。
  
  但明末清初又有不同。一是出了一本叫做《弁而钗》的小说,是世界史上第一部、20世纪之前唯一的一部专写男同性恋的成本小说,而且只褒不贬。二是文和图都把男女同性恋当做情有可原之事来表现,至多是开开玩笑。三是更大量地描绘了双性恋,尤其是偶以男童来取乐的性行为,而且简直是在赞许了。四是主要写“中产阶级”和市并平民。五是居然写出了男子同性性交的生理依据(所谓“肠内七寸有乐穴”),而不是心理偏差。可惜,至今无人去验证。[1]六是反映了男女同性恋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这在现今欧美反而常是一个禁区)。
  
  总之,明末清初一百余年间的这段文化史,不仅跟西方近代史相比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性革命,而且跟前此的国史相比,同样也是。
  
  它的旗帜是性的快乐至上主义,而这恰恰是儒道佛三家着力与合力反对的。它首次公然张扬性中之爱,甚至是在男女的性互斗之中产生的至死之爱(最典型的是西门庆与潘金莲)。它极度地公开传播性描写,创造了一代白话的性词汇。它坦然地站在凡人的立场上,挥斥文人、贤人甚至圣人。(马克梦,19××)虽然许多作品都以因果报应为结尾,但说不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无法展开细谈了。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它在一切侧面上都违背甚至逆行于本文前述的那个性的社会存在模式。这,还不叫革命吗?
  
  至于为什么,最省事的是一讲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二谈皇室官僚的淫风及上行下效,三吗,可以来点“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说词。但是性本身怎么啦?人自己又怎么啦?为什么恰恰在此期内“房中术”却失宠、失传、失真?为什么此后至少在文学作品里,对于浪漫爱情和专偶婚姻的要求却骤增?(马克梦,19××)为什么只有佛教的“恶有恶报”的信条才能成为制约“性乱”的最后唯一防线?文图中那大量的性幻想式的动作和迷狂般的情绪又由何而来,说明什么?《水浒》与《金瓶梅》里相反的西门庆与潘金莲是怎么产生的?
  
  这一切疑问都指向同一个焦点:恐怕是儒道都信奉的、佛家也敬上三分的那个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性哲学理论——阴阳之说,在明后期恰恰应该寿终正寝了。当时的性革命如果再有外在的、物质的力量一推,恐怕就会成功了。
  
  满清中后期的性禁锢文化
  
  这个外力来了,是满清入主中原。
  
  高罗佩的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写到明末就止笔了,因为他对清初期之后中国性文化的摇身一变感到大惑不解。
  
  历史事实是:从康熙到乾隆,突然来了一场空前彻底的“扫黄”。按乾隆的规矩,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任何一本禁书,哪怕只是私藏,哪怕跟当地父母官没有任何瓜葛,对不起,这位官老爷最轻也是个罢官滚蛋,最重嘛——“徒三年”!如此扫去,何“黄”之有?于是明末清初的性革命便被一风吹了,不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而且性革命前的性模式又被加上了一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许干不许说!直到2000年,许多传媒为之欢呼的打破禁区,也依然是指这个。其实它本非传统文化,年轻得很,才300岁不到。
  
  皇上的动机简明而又实用。以小比例的满族人口来统治上亿的汉人,唯有思想禁锢一途。再加上满清所能接受的中原思想,已远不是孔孟原著,而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修正主义”理学,所以乾隆的国策已是“朕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风俗之事,过去基本上是“民不举,官不究”。现在被绑在兴邦安国的政治战车上,于是政府便有理有权去干涉和惩治那些原本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个人性关系和性行为。
  
  这也是革命,一种从重教化到重管制、从重倡导到重“防患于未然”、从重制约到重镇压、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各人自扫门前雪,偏管他人床上事”的革命。这样,以前的性存在模式再被加上一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可以共讨之,共诛之。
  
  汉族文人犹豫了百年,终于投到新主人门下,并且出了一个天大的主意:明亡于淫,清兴于正(动词)。这帮了满清的大忙,于是“食色性也”的处世哲学终于变成了“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
  
  这同样是对传统的破坏,而且一点也不亚于性的快乐主义。所以说,满清并没有钻进所谓历史的怪圈,它是在创新,创出一种逼得后人不得不全盘否定的东西,也逼得后来的想从洗澡水里抢救孩子的好心人们,不得不误把满清那一套当成正宗传统。它也害得直到现今,仍然有一些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坚信:性解放这玩意是从西方飞进来的苍蝇,全然不知自己的老祖宗早就搞过了,而且是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它还使得自打18世纪以来,中国性文化中互相混战的各方,谁也不可能再回到孔孟的原战线了。
  
  中国传统性文化的总结
  
  在1919年之前,中国的性文化有3种意识形态:
  
  1.儒家主张“食色性也”,但是“为后,非为色也”而且必须“发乎情,止乎礼”;把对于性的社会管理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之一。
  
  2.道家主张“合阴阳、延天命,通神明”,把性作为个人修炼与超越生命的手段之一。
  
  3.佛教主张“万恶淫为首”,把性的肉体禁欲作为个人灵魂超度的手段之一。
  
  大约从宋朝开始,儒道佛3种意识形态逐渐合一,成为以“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为特征的“性禁锢文化”。它的主要内容有: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
  
  ⊙以男人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为社会控制手段;
  
  ⊙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
  
  从五四到文革:性解放怎样走向“反性”文化
  
  满清终于灭亡了,但是只有“五四”来了,满清的精神禁欲主义的性文化才受到空前的挑战。它的前哨战是争论婚姻、妇女、个性等等,不再赘述。
  
  “五四”的先锋们做了些什么?
  
  真正冲锋陷阵的,头一个是周作人。他的著述被李洪宽整理成《性爱的新生》一书,可查阅。其中许多激进主张,至今仍被“破禁区”者小心回避。
  
  另一位主将张竞生,当年闹得沸沸扬扬,于今名不见经传。
  
  此公,奇男子也。在法国戴了个博士帽后,20年代一回国就大肆开讲性学,而且大讲连当时欧洲中产阶级都嗤之以鼻的性行为学及其生理机制。若仅于此,落个疯名也就罢了。他却不,偏要宣讲《美的哲学》,还征集了7个大学生的亲身性经历,出版为《性史》一书。果然大祸临头。一是几乎所有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全都开骂;二是一帮书商冒名顶替,陆续出版所谓性史第二集,第三集,惹得上海租界当局都要查封他办的“美的书店”;三是就连号称“兼容并蓄”的北大都不容他,只好跑到浙江去讲,又被督军大人押解出境。最后,连日本词典上都赫然记载:张竞生于1930年服毒自杀。其实,他躲回老家搞乡村教育去了。结果因祸得福,无人识君君自安,他居然毫发无损活到197z年方病逝,而且至少香港报刊上老有人提起他。
  
  值得一提的还有前清状元叶德辉。他痛恨西学东渐,为扬我祖威,居然傻到把隋唐时传到日本去的房中书又抄回中国出版。结果他1927年被暴动农民枪毙时,还有一条罪名叫做荒淫靡烂。其实他仅有二妾而已。
  
  再晚一些是潘光旦教授。他不仅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1947年),而且在译注中写出了一部中国性文化史的大纲。但是他在性观念上与“性博士”张竞生简直是不共戴天。
  
  这些都不是个人悲剧。症结在于:在这次大混战中,任何一方都腹背受敌,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基本主张中庸起来并且清除一切冒进者。例如:国粹派当然是反西学的,但是他们无法再回到早期儒道之学,用阴阳之说来否认西学带来的基本生殖知识,只好跟着潮流,把做爱之事也叫做“性”,把男人传宗接代之物也称为“精”子,尽管在真国粹里这些字绝非此义。他们当然想回归传统,但是又怎敢回归到明清性革命时的性文艺和“房中术”呢?
  
  西化派更为艰苦。他们反传统再激烈,也没敢提起明清之际的性革命和“房中术”,连鲁迅这样精彩的人物都退避三舍。他们的西化要化到什么地步呢?不过是19世纪西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而已,也就是:谈起人来神采飞扬,讲到爱时心驰神往,可是一遇到“性”字,就都矜持做作起来,而且说得越笼而统之越好。
  
  其实恰恰在“五四”之后,欧美已经开始了现代性革命的第一波,恰恰是反对在性问题上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弗洛伊德、霭理士(ellis)、莱赫(reich)[2]等划时代的性学巨匠都出在当时。到1932年时,仅笔者所能查到的英文性学学术专著已有576种。只不过当时没有爆发相应的社会运动,所以被西方史家评为性革命的启蒙阶段或叫“静悄悄的性革命”。
  
  但是再静悄悄,中国西化派的耳膜也仍然承受不了。例如鲁迅就听说过弗洛伊德的“口唇性欲”理论,但是他一句话就给否了:人人都知道,那是为了吃,“民以食为天”嘛。潘光旦教授功不可没,但他挑选来译的,恰是相对温和的霭理士,而不是“性造反”的莱赫。
  
  公平地讲,无论国粹派还是西化派,没有一人不是万分注意中国“国情”,没有一人不是干方百计地把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拼老命地装进当时社会所能认可的篓子里。否则,必身败名裂,唯死耳。中国也没有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张竟生自杀的谣传并且广为人信,因为自杀而不是被斩,已经是他最好的下场了。
  
  这就开创了一个“筛选输入”的先例。外边的一切性知识和性主张,首先是被“胸有国情”的知识分子们取舍一番之后,才能传人中国,官方的审查反倒在其后。而且,不管在其他方面倾向如何,筛选性读物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比当局还自觉还积极,尺度还要严一些。
  
  “文明”共识的建立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似乎压倒了一切。但是在性问题上,政治分野却不那么明晰。史料浩瀚,仅举几例。
  
  笔者的母亲,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是家乡全省第一个闯入高中男校的女孩儿,而且穿着裙子去上学,而且再也不换,成为一时热点。但是笔者的岳母,一直是家庭妇女,摆古时也讲过,恰恰是阎锡山下令解放小脚的,而且派大兵去查,吓得女人们钻山沟。笔者的爷爷则讲过,抗战之前,一帮无党无派的师生曾在县城自发地查封妓院,警察局请示县政府怎么办,竟然再无回音。
  
  反过来的例子也有。1927年武汉发生了一次欢呼北伐胜利的裸体游行。可是,当时合作着的两党一齐尴尬,无一载入自己的史册。30年代以后,依托先进技术的裸女照片和性交照片在上海滩大举登陆;翻旧为新的性文学和秘戏图又开始广为流传;天真青年搞起了“天体(裸体)运动”和自由同居;民国禁娼不成,反使娼妓从大城市的几条街扩散到县乡一级和几乎所有交通线两侧。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国民党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它的口号是“礼义廉耻”,很国粹的,其中至少“遵礼法”和“知羞耻”这两条,可以用做制裁”性混乱”的杀手锏。但是也并未查到另一党真的实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在这纷乱世象的背后,在整整一代多少有些知识的人的心底,对性问题的两个基本共识逐渐地稳固确立起来。而且恰恰是由于痛恨战乱,优国忧民,他们舍生取义也要充当社会的良知,因此这一代“智者”才再一次扭转了中国性文化的走向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第一个基本共识叫做“文明”。它的近义词或广告用语是革命、进步、先进、新,等等。它的对立面则是反动、糟粕、落后、旧,等等。“文明”的参照物,说自了就是西方,但又不是最时新的西方,而是只比满清多走半步的西方,时差大约是50年;也不是真实的西方,而是被“筛选输入”后烙在国人印象中的某种理想国;更不是综合体的西方,而是似乎只有白人中产阶级在折腾的那个世界。所以说,当“文明”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之后,中国其实就不再有什么“西化”与“国粹”之分了。大家伙儿走的全是一条路:实现150年来的“龙之梦”,变成谁都不像,但又比谁都强的大国。可惜,打不过人家是铁一般的事实,于是只好说:我们的道德比他们高尚!于是一个更加“立场鲜明”的词就出现了--“精神文明”。
  
  具体到性方面,“文明”有以下诸要素:
  
  1.性只能发生在男女之间,同性恋是丑恶现象。
  
  2.性只属于年轻力壮者。太小而有性叫“失足”,太老而想性叫“不像话”。
  
  3.性必定是夫妻的,妾、妓、偷(情)都是罪行或者“社会丑恶现象”。
  
  4.性只能是正正经经的,玩花样则是“变态”或“不正常”。
  
  5.性必须是不可言传的,否则叫“黄”,要扫的。
  
  6.性终究是为了生儿育女的,寻求刺激叫堕落。
  
  这个新的“性文明”尺度,除了4、6两点外,都大不同于早期儒道两家的模式;在整体上又大不同于西方性革命之后的模式;倒是比较接近于维多利亚时代西欧的性模式。这就是“五四”在性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主要遗产。这种“性文明”共识的产生原因,恐非笔者所能深涉,但它确实在几十年间通过智者深入人心。只不过老百姓叫做“正经”,中间阶层则叫做“教养”,总之都是名词转化过来的形容词,都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衡量人与事的尺度。
  
  因此,牛郎织女是民族历史的精华,当取;西门庆与潘金莲则是糟粕,当弃;至于贾宝玉跟袭人偷试云雨情嘛,乃小节也,无伤大雅。结果到今天,这个概念普而及之,居然使上上下下都以为色情品是飞进来的苍蝇,“扫黄”是空前创举。倘若不幸见到西方商人在戏法变尽之后拍出的《中国性爱》之类的性技巧录像片,国人岂不要背过气去?(也可能探过头去。)
  
  这种“文明”的共识,也使中国人彻底地误解了性方面的行为进化。不知有多少人坚信:凡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接受的或者不愿去做的具体性行为方式,从接吻到视觉刺激和非生殖器刺激,一定都是“兽性”、“形同禽兽”,或者“猪狗不如”。如果是发生在非正统道德的性关系之中,那就更是“手段恶劣”或者“民愤极大”。没有人愿意知道、其实动物才真的没有这类行为,也才因此而低等的。
  
  对文明形成共识之后,如果真按孔老夫子的传统办事,就应该重在教育,重在潜移默化,重在有教无类,重在首先“吾日三省吾身”。但是却不,智者们灌输给大众的第二个共识变成了一个历史化的口号:“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之事,曹操就干过。他觉得某地山民“淫风甚炽”,就一古脑儿斩尽杀绝。但他自己和后来人并末大吹特吹过,当时也没有什么万众欢呼“杀得好!”康熙乾隆也干过,但也只说是在整顿民心,没敢夸口说是顺应民心。民国以后可就不一样了。几十年来民族的内耻外辱似乎都跟旧风俗有关,甚至简直就是源于此。于是智者们争先恐后地去点燃野火;于是人人都那么急切,坚信辫子一剪就永不复生;于是革命当然也就不会是请客吃饭。如果不是战乱在不停地打断,那么30年代所主张的“新生活”可能很快就会建设起来的。
  
  “移风易俗”跟“朕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实在是相差无几,可以不多谈。但是文明与移风易俗相加,不管说成为了文明必须移风易俗,还是移风易俗本身就是文明,总之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总体——性方面的“新社会”。它既不应该以阴阳之说为哲学基础,也不应该引进现代性学为评判尺度,既要打垮封建的那一套,又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人性论”和生活方式。它还应该只有一个,以便有朝一日让全球都来顶礼膜拜。
  
  这就是共和国所继承的性文化遗产。共和国前35年所做的一切,只是把它推向极致而已。
  
  走向“无性时代”
  
  共和国的“三把火”,一是禁娼和治疗性病,二是建立彻底的专偶婚姻,三是扫除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第三点常被忽视,但是对于性文化来说,这实际上不仅使阴阳之说烟消云散,同也时使佛教和天主教这样的有组织的性禁欲力量消声匿迹,还包括着性庸医、性药具等等。
  
  这三把火都是给民国以来的发展画句号,因此出奇地“多快好省”,而且民众确实觉得是“换了人间”。不过,那短短的几年也留下一些到今天才发觉事关重大的历史悬案。
  
  第一个,当时的禁娼实际上主要是封闭那些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中营业的妓院。因此刑法上只惩罚强迫、组织或容留妇女卖淫的人。妓女本身则被视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阶级姐妹。为什么不给卖淫这种行为本身下个定义?若如此,现在不是连“傍大款”都可以抓了吗?再有,为什么不给嫖客们也定个罪名呢?还有,为什么认为只有妇女才能卖淫,同性间就不能吗?
  
  第二个,既然是专偶婚姻(所谓一夫一妻制),又为什么刑法里却不惩罚通奸呢(至少字面上如此)?既然规定婚龄,为什么条文里不制裁早婚和婚前性交,反而要承认事实婚姻,还保护私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呢?
  
  第三个,结婚,当然会有性生活,但为什么前后两部婚姻法里,连个性宇都找不到?民国法里本来有“不能人道(性交)者,得离婚”,干嘛要删去,却加上一条举世罕见的“保护军婚”?
  
  第四个,所有的法律为什么都只字不提同性恋,却把惩罚强奸罪定得很重两且越来越重?
  
  第五个,流氓到底指什么?为什么会形成“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对此可以有多种解释。李盾谈过:当时国际法学界对个人性行为的态度,正处于从严厉向宽松的急剧转变之中。当时的智者觉得,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进步,咱们总不能再去捡人家已经不要的东西吧?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
  
  张建国以为:当时的智者刚从农村走来,知道许多该判罪的非婚性行为,归根结底是贫穷或包办婚姻造成的。若真的判起来,一则政治上不利,二则也法不责众,反而有损法的威严。
  
  两位所言都有理有据。但是笔者试图从更加文化史的角度来解释:建国之初所确立的以法律条文为集中代表的性的社会制度,恰恰是近代以来性文化遗产的结晶,再加上不太多的现实政治需要,简直完美得不可有一笔之多少。
  
  这里需要注意,中国人一直认为:法律上没有明文批准的就是不许干。因此对照一下前面总结的民国时期开始形成的性文明模式便可发现,在新中国的法律里,凡是不文明的性,一概都没有批准。立法者可能认为:这就足矣。
  
  还需要注意,当时的社会心态也不同。“文明”与“移风易俗”的共识如此深入人心,对新社会的喜悦如此强烈,使立法者和民众都不愿承认还会有人去犯许多种罪,又何必多写?唯有强奸一事无法视而不见,又很容易跟日本鬼子之类联系在一起,所以必是公敌,皆呼可判可杀。
  
  如果还嫌笼统,可以把民国法甚至《大清律》搬来,逐条对照,观其增减轻重之势,相信可以对五四到建国的性文化走向有一细察,本文就不再详述了。
  
  总之,建国之初的性制度既不表明对许多性现象变宽容了,也不表明当时社会真的没有那些性现象;只是因为它是历史结晶,是众望所归,所以才充满自信地弹指一挥,不屑一顾。反之,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对上述法律并没有提到的种种性越规,在实践中往往严惩不贷;总的来看比80年代以后还重,而且恰恰是因为“别人都不干了你还干”,才格外引来道德义愤。
  
  最有说服力的是下面这张图。您可以看到,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男人们,第一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是18岁,可是到了大跃进的那一代男人,却推迟到了19岁。也就是说,在整个50年代里,人们实际上已经受到强大的压抑,甚至推迟了男人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
  
  “反性”的社会秩序
  
  共和国性文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建国之初那不多的、极现实的政治需要(例如保护军婚和抑制离婚)开始恶性膨胀,终于走向性的政治化和文化的无性化。那就是“文革”。
  
  性和政治怎么能跑到一起去呢?
  
  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中国性文化的目标就不再以“文明”为阶段化终点了,而是被扩大地规定为“秩序”,一种服从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性方面的秩序。
  
  按照“文革”的思路,阶级斗争的哪些方面可能与性有关呢?一是人的精神面貌,二是人的社会关系,三是人的生活环境。
  
  先看有关精神面貌的。
  
  革命者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革命者“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塞进别的什么愉悦。革命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的精力。革命者最听话,性却常常带来想像的翅膀。革命者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革命者立场最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因此,哪怕是自己对自己的、永远无人知晓的独自性行为(例如手淫),也必然是反动的。至于说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地主老财的还是流氓歹徒的,甚至是右派分子的,都没关系,反正政治帽子拿在革命者的手中,想什么时候给人戴上都行。于是便出了这样的故事:兵团的领导来检查男知青的褥子,有白斑的要检讨,还要坦白到底梦见谁了。(当然,这和下面的故事一样,不一定确有其事,因为另一个版本居然说领导调动女知青来检查男知青,这不大可能。但是,故事往往是历史的影子,而且当年的知青们都信。)
  
  再看有关社会关系的。
  
  文革中的8个“革命样板戏”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光棍寡妇闹革命,别说性关系,连是男是女都快分不清了。“李玉和”的一家连血缘关系都不要了。唯一有配偶的是“阿庆嫂”,还故意让“阿庆”出去跑单帮去了。(当时的一些知青都说是为了给“郭建光”腾热炕,真真大不敬。)那么谁会想性呢?只有匪兵“刁小三”!(可惜,一些男知青却最喜欢学那句台词:“我还要抢人呐!”)
  
  按照这样的逻辑,谈恋爱理所当然地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后来干脆叫做“乱爱”,因为人人都只许爱革命或者爱武装。结婚也成了“解决个人问题”,与“解决组织问题”的入党经常是你死我活之争。甚至有的妻子对被打倒的丈夫说:我没跟你离婚已经够对不起党了,怎么还能再跟你过性生活?还有的故事说:新娘子去公安局报案,说新郎对她“耍流氓”。民警想了半天才告诉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重要的是有关生活环境的。文革在这方面的成绩最大最大,古今扫黄都形同儿戏。
  
  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有些许性描写,虽说至甚处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挡”之类,但到60年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只剩下《红岩》里写过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但一是敌人说的,二是似乎没真干,所以文革中没大批判这一段。叫人尴尬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也有酷似《聊斋》的一段,好在苏联已变修,此书也就处在禁与不禁之间。
  
  视觉艺术中,电影是早就干净了,而且有一条创作规律:妖艳女皆特务,大坏蛋才风流。(大约是逆反吧,80年代成了地下党全这样。)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里,女战士腿上穿什么成了重大政治问题,后来有人说:海南岛本来就很热,女战士的裤子才短上去半截。裸体图像的命运嘛,有北京天文馆的外墙做证:50年代建成时有一幅裸女浮雕,几年后用布标语挡住,文革中用水泥抹平,漆上“为人民服务”。(当然绝不是说裸体女郎也可以为人民服务。)
  
  人的服饰也是一种生活环境,于是尽人皆知,“破四旧”里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抓那些穿尖头皮鞋的男人和烫发的女人,一直到发明出那种“男女同一”的文革装束。
  
  人的耳朵要管住,于是红太阳歌曲是唯一的音乐。如果胆敢唱情歌,哪怕是50年代的或者苏联的,也要加重处罚,尽管知青们恰是在那时才偷学会的。
  
  人的眼睛也要管住,于是到处一片“红海洋”,尽管中国古人和欧美洋人都觉得:鲜红色里的性暗示意义太强烈了。
  
  人的嘴更要管往、于是空前地,就连农民在地头上说“荤话”也要背着干部、避着知青。直到1985年笔者重访旧迹时,当年的贫农大叔也依然不肯开口。
  
  总之,文革是人类历史空前的“无性”时代。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别说更沾性的。唯一禁不了的是床上事和生儿育女,但是前者要为后者服务。于是又有了一个故事:新郎拒绝过性生活,岳父不得已来问原因。新郎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岳父怎敢说他不对?苦思几日又来劝:“但是,咱们还得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事遂成。结果,“文革”一完又不得不搞独生子女。
  
  一个泱泱大民族落到这个田地,怎会只是人为?背后的原因是:性一旦被捆上政治战车,秩序主义就会把性文化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秩序把性贬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真的无性;但是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秩序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交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革命的锣丝钉”,紧紧地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疯狂惯性,一往无前地奔向自我毁灭。
  
  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是更可怕的是,不管是谁,真想破坏也绝对办不到。毛泽东说过: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是这个“最高指示”一直无人服从。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人应该穿裙子,并且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以一国总理之尊,二号人物之威,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在当今西方也不大可能,但又何用之有?因为他像是另一个张竞生,居然主张在中小学教室里高悬男女外生殖器的大挂图,还要彩色的!谁敢执行?
  
  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就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就出现青少年性乱团伙(称为“勾子”、“圈子”)。1972年时,手抄本性文学已泛。1974年时,某中等城市一次就抓获数十个暗娼嫖客。凡此种种,哪里是改革开放之功过,只是因为“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就根本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闹得再凶,广大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厉害?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难以想象了。我们的调查表明:它居然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了大约2岁。
  
  “文化革命”也推迟了男人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也是大约2岁。
  
  “文革”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灵魂深处闹革命”。可是我们的调查表明:它其实是“裤裆深处闹革命”。
  
  不过,这种人间的大难,却歪打正着地成为学术上的大幸,因为它雄辩的证明了性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性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功能;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无论多么隐秘与私下的性行为(例如自慰),也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强大影响。
  
  [1]英文的《肛门快乐与健康》据说是专门讲述肛门性交的第一本著作。可是在里面也没有提到肛交的生理依据。jackmorin:analpleasure&health--aguideformenandwomen,yespress,sanfrancisco,california,1981.
  
  [2]莱赫的代表作有:《性高潮的功能》thefunctionoftheorgasm,1942;《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出版社,年。《青少年的性权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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