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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与消费为什么脱节?

2008/6/2 9:36:07 [稿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现实是生产与消费日益脱节。这无论与世界各国比较,还是从我国自身来看,都表明这种脱节状况在加剧。我国有许多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国民消费率却相当低,2006年的数据是50%,这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2005年为78.8%),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年为69.7%)。与过去比较,呈现不断下滑之态势。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年,我国消费率是明显上升的,1980年比1978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这一直持续到整个“六五”时期。但自此之后,消费率就开始下降,“十五”时期比“六五”时期消费率下降了10.2个百分点。这既带来了宏观经济的失衡,也导致了许多被称之为“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生产方面,消费方面是相对萎缩的。这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必然的趋势?是政策的失误所致,还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我觉得,其背后隐藏着亟待弄清楚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与卖在时空上脱节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盲目性由此产生,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若以宏观视角论,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观察,这种买与卖的脱节就转化为生产与消费的相互脱节。对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家早有预见。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存在着脱离消费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进而认为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是造成危机的原因。通过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凯恩斯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他的解释是,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是基于人类的基本心理规律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所致。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来看,生产与消费的相互脱节是由“分配”这个环节来媒介的,从表面上看,矛盾似乎集中在分配上。其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期市场经济的深刻分析已经告诉我们,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了生产成果的分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辩证地阐述了生产与分配的这种关系。如何分配,实际上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关系决定了的。由于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是主导力量,支配了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分配上出了问题,实质上是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排斥消费的力量。因此,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成为市场经济下永恒存在的公共风险。即使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制度,这个风险也始终存在,总是需要政府去防范和化解。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而政府干预却难以减弱的根源所在。

    初步分析,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与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三大矛盾有割不断的联系。

    一是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矛盾。自由与平等是天生对立的,在经济方面尤其如此。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经济自由,各个经济主体可以自主地参与市场交易,生产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可以在不违反共同规则的前提下自己说了算。就此而言,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是等价的。但这种由经济自由带来的竞争,总是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而且经济自由程度越高,不平等的程度也就越大。这种不平等包括起点、过程和结果。如在资本主义初期,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很高,甚至允许奴隶贸易,实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济竞争的丛林法则一方面促进了当时的工业化,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但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使社会多数人陷入悲惨生活的境地,消费严重不足。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的革命运动,与这种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矛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干预,例如,反垄断、扶持中小企业等等,经济自由程度自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从历史上看,反垄断并非是因为垄断妨碍竞争,降低了效率,而是起源于社会的压力。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托拉斯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势力,使社会中下层处于严重不平等状况,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一度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导致了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该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被称为世界反垄断法之母。政府对经济自由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经济不平等状况,有助于缓解生产与消费脱节状况的恶化。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这对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如何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也就是扩大经济自由,而同时又防止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是摆在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道难题。要缓解这种不平等,某些方面的经济自由就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我国1993年9月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007年8月颁布的《反垄断法》也是对经济自由的必要限制。

    二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做了深刻阐述。市场经济是资本“说了算”的经济,资本与劳动处于不对称的地位。搞市场经济,需要树立资本的权威,作为生产要素,劳动是从属于资本的。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否定了资本,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下,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其影响同样延续到了初次分配过程和私人消费过程。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初次分配的天平总是会向资本一端倾斜,私人消费也总是会向资本拥有者倾斜。也就是说,在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中,“马太效应”无法避免,只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劳动者的财产和收入在整个社会分配中的比重总是存在下滑的趋势,尽管在某些时候可能上升。这样,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比较总是处于相对不足的状况。在对资本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早期,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是极度倾斜的,甚至导致了两大集团的对立,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尖锐矛盾。1842年恩格斯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当时资本支配下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

    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我国也不例外,上述矛盾就必然存在,是无法绕开和回避的。我国自上世纪全面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以来,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和加剧,劳资关系紧张,利润侵蚀工资,“两个比重”下降。1994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4.10%、57.09%,到2004年分别降到了57.68%、47.15%。国民消费率的不断下滑,其实就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特定条件下的表现。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更加强调了工人权益的维护,同时实施最低工资制,这都是政府通过法律和规制来干预劳资关系,从初次分配过程中来遏制分配过分向资本一端倾斜。

    三是微观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斯密看到了微观个体的自利行为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其中蕴含着一种人人主观为自己(追逐利润)、客观为社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财富增长机制,这种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前提: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但他没有发现经济人自利行为所产生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影响,包括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深和扩大,尤其在资源、环境、气候方面最为显著。也许是因为在斯密的那个时代,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并不严重,因而可以忽略不计。人类历史进化到现阶段,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就变得极其重要。从马歇尔、庇古,到科斯,都在探讨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但至今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科斯主张用界定产权的办法来解决,但恰恰是产权的界定同时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产权的界定不是一劳永逸和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权的边界是变化的;二是产权的再界定,也就是对于已经界定了的产权重新界定。在市场竞争中,微观主体通过产权界定的变化产生两种行为倾向:一是收益内部化,二是成本外部化。而另外两种行为是尽量回避的:一是收益外部化,二是成本内部化。从微观视角来观察,前面两种行为是互补的,可以扩大微观主体的利益,提高利润率;而后面两种行为是有损于其自身利益的。从全社会来看,收益内部化和成本外部化将会导致社会收益的减少和社会成本的增加,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例如把绿地变为厂房,社会收益减少,企业收益增加;工业污水废气的自然排放,社会成本扩大,企业成本减少。在我国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成本外部化的问题,环境危机迫使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但对收益内部化的问题,却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准确地说,收益内部化是指社会收益的内部化,即针对本应是社会的收益通过产权的界定变为微观主体的利益。如处于自然状态的矿藏、风景、环境等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微观主体可通过取得产权的方式变为其自身的收益。这是一个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始终的过程,如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现在处于市场化过程之中的我国,这种现象都特别突出。中国许多亿万富翁的快速致富,都是充分利用了社会收益的内部化,其拥有的财富并非都是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出来的。

    再如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有不少技术能大大提高企业效率和利润率,却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安全,食品生产技术的发展最为典型。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人类对这种进步出现了适应性障碍,并对科技进展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缺乏预见,有可能使人类陷入危险而不知,以致难以自拔。这需要人类整体的思维意识变革。这种状况若不加以约束,就会导致人类自身发展的危机。在市场经济下,收益内部化和成本外部化的行为倾向是内生的,无法消除。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微观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经济矛盾是永恒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消灭这两种倾向,而在于通过政府干预,如通过法律的强制、培养微观主体的社会责任感、道德约束等方式来减缓二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减少财富生产过程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上述三个矛盾在市场经济的自然状态下会产生异化,即会导致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消费相互异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与消费脱节,生产系统脱离消费而自我膨胀,如生产能力全面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在外需充分的情况下,这种生产的自我膨胀将会持续到外需饱和的状态。在社会层面,这种异化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即生产不利于消费,甚至对消费产生危害。现代社会的生产体系对消费产生的危害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例如,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生产给消费带来了两方面的风险:一是环境风险,二是产品与服务风险。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这两种风险就越大,如全球气候改变、转基因产品、化学农业、保鲜技术、反季节蔬菜、快餐食品等等,都对消费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危害。据卫生部2008年4月发布的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数据表明,癌症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这也许是上述风险日渐变为现实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消费是在不安全的条件下进行的。显然,这蕴含着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这需要集体行动的力量来化解。(刘尚希/财政部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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