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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30年 徐勇谈农村巨变的历史脉络

2008/6/2 16:12:21 [稿源:浙江在线] [作者:] [编辑:胡蓉平]

  农村改革30年 徐勇谈农村巨变的历史脉络

  ●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

  ●解决了农村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其他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迎难而解。

   徐勇,1955年生,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领先者。出版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包产到户沉浮录》等著作。

  黄金十年+曲折十五年+历史跨越五年

  记者: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在您看来,农村改革的这30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脉络,您把它分成几个阶段?能不能提炼出一些关键词?

  徐勇: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8年的黄金十年,农村改革启动,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第二阶段:1988年?2002年的曲折十五年,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充满了曲折;第三阶段:2003年?2007年的历史跨越五年,走出曲折历程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新阶段。三个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关键词:黄金十年出现的关键词是“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曲折十五年诞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工潮;历史跨越五年的关键词主要有“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

  黄金十年

  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

  记者:回顾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黄金十年相对纯粹,是中国农民心情愉快的年头,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的元月,中央都发出了惠农的“一号文件”。而第二个曲折十五年和第三个历史跨越五年则比较复杂,尤其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也成为了最后五年新政策的契机。可以这样认为吗?

  徐勇:可以这样说。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后来历史跨越五年的动因,也是解读整个三十年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一把钥匙。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我们应该看到,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最大问题?吃饭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皇帝要是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对不起,请你下台,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首要诉求就是吃饭,是生存。但是由于体制的障碍,直到改革前,共产党也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18户农民私下签定“生死契约”的事,他们偷偷搞起家庭承包,在当时,这可是极冒险的,试想,中国农民向来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宁可冒着生死存亡的风险也要尝试家庭承包,可见体制已经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共产党的高明就在于能够顺应民意,邓小平的高明也在于能实事求是。于是农民自发的改革才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民吃饱了饭,才能有后面接下来的系列改革。

  农民吃饱了饭,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

  记者:吃饱了饭的农民中,很快有一部分人搞起了乡镇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成了“万元户”……

  徐勇:是的。乡镇企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评价它。乡镇企业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于是农村一下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怎么办?他们急欲寻找出路,增加收入。而这时,他们发现非农产业利润率很高,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乡镇企业的诞生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二元社会结构”。1958年我国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限制还很严,面对当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要求,国家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兴办的非农产业不能进城,只能在农村,这便是乡镇企业了。

  记者:乡镇企业在80年代很是红火?

  徐勇:那是因为整个8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短缺状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尤其是人们长期被压制的生活消费性产品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这就为乡镇企业的产品销售提供了好条件。虽然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技术含量低、质量较差、也缺乏竞争力,但当时是卖方市场,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销售就不成问题。所以,乡镇企业便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也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少数农民搞起了副业,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

  曲折十五年

  改革的重心从农村移到城市

  记者:既然黄金十年的改革成果这么丰硕,那么为什么接下来的好多年,农村改革会出现许多艰难和曲折?

  徐勇:说简单点,那是因为改革随后进入了下一阶段,改革的重心从农村移到了城市。

  农民涌进城,变成农民工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词??民工潮,这是不是无形中成为此阶段改革重心转移的一个标志?

  徐勇:民工潮这个词出现于1992年。民工潮体现出农村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1978年开始的改革,首先解放了农民,农民开始流动。先是流向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就地消化,到后来(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农民开始了有规模有组织的流动,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这些沿海地区,形成了农民工进城大潮。

  面对民工潮,城市打开了一道门缝,我记得当时的规定是:农民在完成农业生产后,可以允许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那时城里人还不习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而叫他们“盲流”。

  为了城市改革,农民做出了贡献,也做出了牺牲

  记者:民工潮对这一阶段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徐勇: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获得的收益的不成比例。我国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由很少变为世界第一,这里面谁的贡献最大?就是农民工。他们拿很低的工资,在这种廉价劳动力保障下的中国商品,才轰开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他们做的活却是城里人不愿做的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而且没有保障。一些人还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有一个数据:到2003年,全国建筑行业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达1000亿元。

  记者:也就是那一年,总理坐不住了,帮一位农民工讨了工资。

  徐勇:所以说,为了城市改革,农民做出了贡献,也做出了牺牲。

  民工潮应该由“潮”变“水”

  记者:建立在民工低价无限供应之上的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不仅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反而加大了城乡矛盾。这可不可以说是民工潮带来的问题呢?

  徐勇:这是个问题。问题虽出在农村,但问题的根子不在农村,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说到解决方法,就是要让“潮”变成“水”。

  出路一:把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化,把他们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由“乡里人”变成“城里人”。一个国家只有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30%以下,现代化才能达到中级水平。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

  出路二:通过新农村建设,吸引一部分优秀农民回乡务农。国家要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样才能吸引农民去种田。现在不是流行“炒股不如养猪”吗?危机同时也是转机。

  出路三:发展县域经济。让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回到县城办厂开店,让县城经济形态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

  正视农村改革的问题??农民有饭吃,缺钱花

  记者:这么多年来,农民一拨一拨涌向城里。除了当初家庭承包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

  徐勇:一开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确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到后期(上世纪90年代末),主要原因却是种田不赚钱,农民不得不离乡进城挣钱。那时,有些农村还出现了“抛荒”现象,即把田地荒掉抛弃。

  记者:为什么“抛荒”?

  徐勇:你想啊,农民辛苦种了一年地,不仅赚不了钱,可能还要负债,假如你是农民,你还种不种田?

  记者:可是当年农村搞家庭承包,农民们种田不是很有积极性吗?

  徐勇:一分为二地看,优点背后就是缺点。分田到户,有公平但不一定有效益,没有规模经营。其二,土地虽然被农民承包,但只是“政策田”,并不是“法权田”。所谓“法权田”,是用法律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政策田”,农民可能今年刚给土地撒完种施完肥,明年这块地却不归他承包了。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地方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再加上为了支持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国家对粮食进行限价,也让农民做出了牺牲。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种田难赚钱。

  记者:除了“抛荒”,此时的农村改革还遇到什么其他问题?

  徐勇:农村没有义务教育,搞的是民办学校;农村没有医疗、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一些60、70年代兴建的农田基础设施失修、废弃。这些都成为在这个15年中出现的问题。到后来几年,农民的状态成了“有饭吃,缺钱花”,“吃饱了饭,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当然,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举措,有了后面的“历史跨越”。

  历史跨越五年

  反哺农业,回报农民,扶持农村

  记者:现在城市发展得很快,是不是该思考一下回报农村呢?

  徐勇:实际上在几年前,国家就意识到也开始这样做了,从2003年取消农业税,到2005年底提出新农村建设,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举措,旨在反哺农业,回报农民,扶持农村。

  千年皇粮国税一朝废除

  记者:曲折十五年一直是以农支工,现在突然开始给农民减负,提出取消农业税,难度大吗?

  徐勇:取消农业税,曾经朱元璋想做,毛主席也想做,但都没实现,现在却实现了,看上去似乎是挺有难度的。但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朝废除,其实并不是农村改革单方面的成果,而是十五年城市现代化带来的成绩。现在,农业GDP只占到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下,无足轻重;农业税每年也就五六百个亿。这说明了我国现在已不再是以农立国,而是以工立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跨越。也正是因为国力强盛了,千年农业税才能得以顺利废除。

  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记者:新农村建设是个很大的概念,但说白了就是解决前期农村改革的问题,它的核心是什么?

  徐勇:缩小城乡差距。

  其一,如果说三十年前是“解放农民”,让农民流动,那么现在就是要“解放土地”,让土地流动,即让土地的经营权得到合理的转移。去年获批的成渝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便在进行这个尝试。

  其二,让城乡生产要素对称地流动。此前改革那么多年,农村的农民进了城,但城里的资本却没下乡,现在,就要让资本下乡,招商引资进农村。

  其三,让农民公平地享有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记者:这两年,城市开始出现民工荒,看来这些措施已开始起作用。

  徐勇:是的。这是好事。

  拐点就在眼前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走到第30年,农村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徐勇:对于农村改革,2007年、2008年是拐点。出路是16个字:国家支持,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

  记者:总结这30年的中国农村之路,有什么经验可遁?

  徐勇:两句话:一、经济上给农民实惠;二、政治上给农民权利。过去多年的事实证明,只要遵循这两条,农村就发展,一旦违背这两条,农村发展就受限制。

  记者:听您一番解读,看来中国农村三十年的改革路,走得很艰辛。

  徐勇:没有经验的路,当然会走得艰辛,但应该相信一点:这条路是正确的。中国改革从农村拉开序幕,当农村改革有了一些成绩,便带动和支持起城市的改革;现在城市改革出了成果,又开始反哺农村,这个轨迹有点像一个螺旋上升的通道。

  记者:已解决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到底哪个更多?

  徐勇:已解决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吃饭问题,解决了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迎难而解。(记者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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