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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2008/7/8 14:02:54 [稿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李君如] [编辑:胡蓉平]

  探索创新的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李君如,194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鄞县。197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始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应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记 者: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党内外高度关注的敏感话题。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变化,政府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策略。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李君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记 者:您认为,“经改政不改”的判断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大的误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误解?

  李君如: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联系这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可以注意到,其实从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是将战略和策略配套实施的。

  记 者:那就请您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具体阐述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李君如: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至少有八个方面的做法和特点是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正在实施的被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大特色。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许多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七大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他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上八个方面的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以务实精神研究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

  记 者:您在文章中曾多次强调,要重视对民主政治实现形式,包括对协商民主的研究,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君如: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老谈民主形式?我不是不谈民主的内容和实质,而是多年来以讨论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为名已经讲了那么多的套话大话空话,应该换一换思路了。哲学家常常说,要使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找到同事物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我们应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当了五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过程及其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人民政协制度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他们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说实在话,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在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下,人们希望在政府决策、政府施政、政府监督、社会治理等各个环节上都有更多的参与权。我们应该重视并跟踪他们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协商民主”有很多相似之处。严格地说,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要这样倒过来说,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而西方的“协商民主”还刚刚处在理论研究和局部实践阶段。所以,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但也不能妄自菲薄。

  我们应认真总结人民政协近60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研究人民政协外部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动和内部结构出现的新特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制度,规范程序,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当然,协商民主不仅指的是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包括浙江台州推行的基层民主恳谈会制度和许多地方实行的听证会制度,等等。我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将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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