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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巨变的历史脉络

2008/10/15 10:50:06 [稿源:荆楚网] [作者:] [编辑:胡蓉平]
  ●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
  
  ●解决了农村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其他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迎难而解。
  
  徐勇,1955年生,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领先者。出版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包产到户沉浮录》等著作。
  
  黄金十年+曲折十五年+历史跨越五年
  
  记者: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在您看来,农村改革的这30年,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脉络,您把它分成几个阶段?能不能提炼出一些关键词?
  
  徐勇: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8年的黄金十年,农村改革启动,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第二阶段:1988年—2002年的曲折十五年,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充满了曲折;第三阶段:2003年—2007年的历史跨越五年,走出曲折历程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新阶段。三个阶段都有一些相应的关键词:黄金十年出现的关键词是“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曲折十五年诞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工潮;历史跨越五年的关键词主要有“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
  
  黄金十年
  
  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根本问题——吃饭问题
  
  记者:回顾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黄金十年相对纯粹,是中国农民心情愉快的年头,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的元月,中央都发出了惠农的“一号文件”。而第二个曲折十五年和第三个历史跨越五年则比较复杂,尤其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也成为了最后五年新政策的契机。可以这样认为吗?
  
  徐勇:可以这样说。曲折十五年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后来历史跨越五年的动因,也是解读整个三十年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一把钥匙。有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这是没有历史眼光的。我们应该看到,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最大问题—吃饭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皇帝要是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对不起,请你下台,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首要诉求就是吃饭,是生存。但是由于体制的障碍,直到改革前,共产党也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18户农民私下签定“生死契约”的事,他们偷偷搞起家庭承包,在当时,这可是极冒险的,试想,中国农民向来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宁可冒着生死存亡的风险也要尝试家庭承包,可见体制已经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共产党的高明就在于能够顺应民意,邓小平的高明也在于能实事求是。于是农民自发的改革才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农民吃饱了饭,才能有后面接下来的系列改革。
  
  农民吃饱了饭,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
  
  记者:吃饱了饭的农民中,很快有一部分人搞起了乡镇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成了“万元户”……
  
  徐勇:是的。乡镇企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评价它。乡镇企业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于是农村一下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怎么办?他们急欲寻找出路,增加收入。而这时,他们发现非农产业利润率很高,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乡镇企业的诞生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二元社会结构”。1958年我国实施《户口登记条例》,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限制还很严,面对当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要求,国家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兴办的非农产业不能进城,只能在农村,这便是乡镇企业了。
  
  记者:乡镇企业在80年代很是红火?
  
  徐勇:那是因为整个8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仍处于短缺状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尤其是人们长期被压制的生活消费性产品供不应求,处于卖方市场,这就为乡镇企业的产品销售提供了好条件。虽然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技术含量低、质量较差、也缺乏竞争力,但当时是卖方市场,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销售就不成问题。所以,乡镇企业便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也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少数农民搞起了副业,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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