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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辩证思维

2008/11/10 15:48:01 [稿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唐洲雁] [编辑:胡蓉平]
  『内容提要』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过程中,不仅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这些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是对这位总设计师的最好缅怀。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创者。他在制定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始终“照辩证法办事” ,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缅怀这位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对教育全党进一步“照辩证法办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对于抛弃了辩证法”。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运用这一矛盾精髓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创建了新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于这些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邓小平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的最大功劳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我们犯了错误,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调整” 。

  正是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而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邓小平认为,这个国情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我们党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实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初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个主题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党的十七大把它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个思想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实践的升华。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既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性质——社会主义,又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模式——中国特色;它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那么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其中最大的决策。有了这一决策,“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正确认识和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辩证思维和“照辩证法办事”的精神。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矛盾,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首当其冲的决策,就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以此确定中心工作,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八大提出的这条正确路线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相反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路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路线,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国民经济也因此到了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的反思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他深有感触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正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和基本的问题过程中,邓小平逐步得出了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结论。他认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从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他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适时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邓小平后来把这一历史转折称之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紧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而且是最关键的战略决策。之所以说是最关键的决策,是因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然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在拨乱反正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用邓小平的话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正是沿着这条新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百年不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指出:“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而这条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走了整整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因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积30年之功,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回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不难看出其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辩证思维。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把握和“照辩证法办事”的科学决策能力,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的确不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三、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几乎是在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的同时,邓小平逐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

  邓小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提出,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众所周知,早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并认为它们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奠定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巨大贡献。但是毛泽东后来在运用这一学说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没有真正找到改革开放的具体道路,最终陷入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误区。邓小平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正是在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大幅度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之后,邓小平及时进行总结,对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把改革称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他把改革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无疑,这些认识既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也是对社会革命理论的新贡献,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辩证思维。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并非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清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的新体制。他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革故鼎新和辩证否定。这种辩证的否定观,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列宁曾经把“辩证的否定”看作是“辩证法的灵魂”,并引用黑格尔的说话说,这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源泉,是生命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源泉”。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邓小平还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1980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大任务,认为这一改革的目的,乃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此后,他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为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了蓝图。

  就在邓小平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抉择日益坚定的同时,他关于对外开放的思路也逐步明确起来。他认为,中国要发展,不仅对内要改革,而且对外要开放。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各国也是普遍联系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过程中,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辩证思想,发展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搞建设主要靠自己,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援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正是以他的上述思想为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此,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一样被正式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与举措。

  对外开放的决策,被邓小平看作“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 “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正是以这一长期持久的政策为指导,他积极提倡建立经济特区,吸收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成功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竞争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后来,他这样总结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活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以此为指导,他明确反对凡事都问“姓资”、“姓社”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总之,自拨乱反正和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 他满怀信心地对外国客人说:“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这个改革开放的构想也“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在邓小平看来,正是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形成,深化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开始破题。因此他自己评价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这条路子,是在正确运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努力把握经济建设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科学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统一矛盾的基础上找到的,是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的又一成功范例。

  四、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对辩证法的运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构想上。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总结毛泽东“两步走”战略设想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怎样科学地确立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和具体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困扰我们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时代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邓小平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指出“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乃是“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 显然,这里所说的长远规划,指的就是战略决策,它揭示了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在思考的重点。

  邓小平比较具体、比较明确地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目标,是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小康”的目标后来在1980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得到确认。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设计,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提出来:“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

  自1984年以后,邓小平开始把目光投放到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的设计上,提出在实现“小康”以后,还要花30到50年时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思考,到1987年,他终于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指出通过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相联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还“照辩证法办事”,根据事物发展“波浪式前进”和“跳跃式发展”的辩证特点,先后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和“台阶式”的发展战略。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此后,他又多次对这个“大政策”进行了阐述和发挥,使全党逐步认识到“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事物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把事物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优先发展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与各地区共同前进的发展局面,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新鲜活力。正是根据这一发展战略,他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照顾“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所谓“台阶式”战略,实际上是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又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

  “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决策,表现了邓小平强烈的机遇意识。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紧迫感,把握不住机遇,就随时都有可能滑坡。邓小平认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关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重大决策的战略意义。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曾经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运用这一原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决策,其中“先富带动后富”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展不平衡性所采取的方针;“台阶式发展”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采取的方针。这两大决策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辩证法转变为建设的辩证法。

  五、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通俗表述,反映的是一种全面、科学、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任何事物“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 他把“一点论”和“两点论”比喻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认为:“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 但是毛泽东晚年把“两点论”简单化、绝对化了,产生了主观性、片面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应用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两手抓”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重要战略思想,是“照辩证法办事”的具体运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对这一重大战略方针,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1979年10月,他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这里,他虽然还没有直接提出“两手抓”的概念,但已经初步明确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基本思路。1982年4月,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犯罪的严重情况,邓小平首次提出“两手抓”概念:“我们要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此后,这一策略逐渐为全党所接受,成为指导新时期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重要方针。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从而把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也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特别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明朗,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能获得民心。

  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到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开始系统地阐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他还举例说,广东要在二十年之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上要上去,而且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它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述,他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正确运用和发展,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虽然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它也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制约。因此,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加强法制建设等重大战略措施,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保证” 。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两点论”。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无论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它们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科学体系,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统一。

  以上我们简要论述了邓小平在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所作出的若干重大决策及其体现的辩证思维。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决策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这个领域。如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构想;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问题上提出的“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大战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的“要依靠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的“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长远战略,无不体现着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突出的如他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已经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变为现实。这一构想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复杂矛盾的成功范例。对此,邓小平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 这些相互关联的重大决策,既立足于相互关联的基本国情,又着眼于相互关联的建设实践,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时代步伐。它们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这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雄韬伟略。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一生把辩证法贯彻始终。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他特别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抓总体设计和构思,制定远大目标和发展战略。他不但善于从整体中把握个别事物,而且善于从个别事物的联系中把握整体,通过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 这种“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 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使得他对蓝图的设计、战略的勾画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更加适合国情,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无愧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号。

  邓小平不仅自己注意议大事、拿主意,而且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顾全大局、着眼长远。他认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 这是是他的殷切期望,也他的政治嘱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在世纪之交的复杂情况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展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堪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照辩证法办事”的最新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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