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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激活人的尊严和自信

2008/11/14 9:19:25 [稿源:贵州日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嘉宾:贵州省文联副主席 何光渝

  国家一级画家 董克俊

  国家一级作家 李宽定

  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小梅

  记者:贵州美术现象和贵州文学的“井喷”现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很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在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不很发达的地区,会出现一批很有冲击力的、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董克俊:当时,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是势在必行的选择,贵州美术当然不能例外。贵州艺术家有一种突破、创造和走出贵州的激情,想创造出全新的作品,到北京去展览,让贵州的美术在北京亮相,展示一下贵州的实力,引起全国的关注。

  何光渝:改革开放后,全国开了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文章提出,文学艺术不要再提口号,文艺应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宣传不必总是“高大全”。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李宽定:改革开放,否定阶级斗争,是好人是坏人,自己证明自己,人的尊严和自信一下子出来,大家都有种重生的感觉,都想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记者:反省文革后的文艺,提倡个性和创新,回归艺术的自然规律,艺术更多的关注人的价值和人的真实生活,你认为贵州文艺界发展是不是也体现了这样的趋势?

  何光渝:思想解放后,拥有广泛的、曲折的乃至坎坷的人生阅历的作家们,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80年代的小说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

  董克俊:1979年搞了一次全国第六次画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很隆重,我一个人占了3件作品。这3件作品是《春返苗山》、《乌蒙心事》、《亲密的一团》,里面由很强的形式审美,除了讲形式美感之外,里面还有一种人性、人情的东西。

  记者:贵州现代艺术的成长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精神文化氛围在起作用?

  董克俊:外界一说到贵州啊,就拿“原始”、“神秘”等词来标签说事,但它是具有偏见的,是带着自身的猎奇心理来寻找他文化依托的。生活在贵州这方水土的画家,本身就在自己文化的土壤、背景和环境中,他们自己观察,自己生长,形成的系统显然和他生活的文化土壤关系密切。封闭的区域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在这样的文化板块中,艺术保留着精彩的美学特征和人类认识,这是独特民族文化的根。是有一个精神文化氛围,但我觉得应该把它理解为区域文化传统和民族民间艺术对贵州艺术家骨子里的微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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