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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斌:让共和国宪法光辉沐浴每一位公民

2008/11/19 9:47:44 [稿源:法制日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编者按
  
  26年前,制定现行宪法成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决策。这次制定宪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法律化。本报记者约请改革开放后中国立法工作的重要领导人王汉斌同志,向读者介绍当年现行宪法的制定过程。这一过程表明,邓小平同志提出全面修改宪法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也充分体现了以人大制度为民主基础,以法律规范执政党行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26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联想26年间中国在这部宪法基本原则的沐浴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篇文章读起来让我们备感亲切。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静谧的小院中,记者采访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立法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
  
  1982年制定现行宪法时,王汉斌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他曾长期领导、组织共和国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主持并参与了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诸多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王汉斌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起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制定,他记忆犹新,娓娓道来:
  
  “小平同志提出全面修改宪法并确立了指导思想”
  
  1982年宪法制定之前,我国曾先后制定过三部宪法。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一部比较好的宪法。1975年又制定了第二部宪法,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严重的缺陷。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制定了第三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它也受“文革”的较大影响,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现实情况很不适应,而且越来越不适应。
  
  因此,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是改革开放之后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和1980年对宪法进行了两次个别内容的修改:一次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等;另一次是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两次修改都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作的决策,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样修改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全面修改宪法。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他提出,中央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全面修改宪法确立了重要指导思想。
  
  8月30日,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
  
  这个“建议”是我起草的。
  
  “建议”中说,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很不适应当前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对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
  
  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提出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
  
  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103名委员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等。
  
  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秘书处,负责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吴冷西、胡绳、张友渔、甘祠森、叶笃义、邢亦民和我,还请了钱端升为顾问,王力、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当时胡乔木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胡绳抓,张友渔和我协助。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集中在后库人大招待所办公,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等宪法学家参加修宪工作。
  
  “历时一年半提出宪法修改稿的草稿”
  
  这次修宪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修改草案;第二阶段是全民讨论;第三阶段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一阶段时间比较长,历时一年半。1980年9月17日,秘书处召开第一次会议,即日起开始工作。首先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我们把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发给各部门、各地方、各界人士和一些法律专家,请他们对这两部宪法哪些要留、哪些要删、哪些要改、哪些要加,提出意见。然后分别邀请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法律专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从1980年9月到1981年6月,秘书处先后邀请了北京和京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13次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秘书处进行研究和讨论,开始起草。
  
  1981年6月,因胡乔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小平同志要彭真同志主持修改宪法的工作。
  
  7月,彭真在北戴河把我们几个找去,具体研究怎么修改宪法的问题。当时小平同志要我跟他到新疆去。彭真说,别的我不管,你去之前要交出个稿子来。
  
  我就和项淳一、顾昂然用了两天时间,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参照七八年宪法和一年来广泛征求整理的意见,勉强整理出一个很不成熟的修改稿的草稿,算是交了卷。
  
  1981年“十一”之后,起草班子集中到玉泉山,日夜伏案起草宪法。每起草一章或一节,就送彭真审阅修改。他有时改,有时不改,经常把胡绳和我找去,谈他的一些意见。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起草出宪法修改草案初稿,报送中央书记处审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后,秘书处又作了修改,然后以秘书处的名义作为讨论稿向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来。
  
  宪法修改委员会先后三次会议对讨论稿逐章逐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秘书处又作了修改。随后,宪法修改委员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和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提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的建议》。
  
  “彭真同志亲自执笔起草了宪法序言”
  
  修宪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首先是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还是以七八年宪法为基础。
  
  在通常情况下,修改宪法应以前一部宪法,即七八年宪法为基础。但是七八年宪法没有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难以作为修改的基础。而且这部宪法比较粗,只有60条,许多宪法应该作出规定的没有作出规定。当时研究了五四年宪法,感到这部宪法虽然有的条文已经过时,但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比较适宜的。而且这部宪法有106条,是比较完善的。
  
  彭真同志考虑还是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他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意见。
  
  修宪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有四项基本原则怎样写入宪法?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写入条文;一个是写入序言。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谈话时强调: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
  
  彭真同志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从叙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比较顺理成章。他还亲自执笔起草了宪法序言。
  
  这次修宪,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些问题争议很大,如要不要搞两院制?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主张搞两院制。
  
  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还是搞一院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国家机构的运作就比较顺当。
  
  还有,要不要设国家主席,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小平同志主张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同时,他又提出国家主席的职权要规定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事,不做具体决定,不要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
  
  再有,有人提出取消人民检察院,由司法部行使检察职能。小平同志表示,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
  
  为了解决台湾与大陆统一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作为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总方针。
  
  修宪中,胡乔木提出宪法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刚刚开始,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还没有开始,所以彭真同志在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只能提台湾,没有提香港、澳门,但是又说了“这是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立场”。这就明显地把香港、澳门包括在内了。
  
  实践表明,宪法中规定“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对于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请示胡耀邦首次公布了宪法表决的真实票数”
  
  修宪的第二阶段,是全民讨论四个月。
  
  1982年4月22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彭真作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经过两天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从5月到8月,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讨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汇编成五册,送给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各位委员。
  
  秘书处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了修改。
  
  11月23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决定将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至此,宪法修改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先后召开了五次会议,前后共25天,有三次会议都是对修改宪法草案逐章逐条讨论修改的。
  
  修宪的第三阶段,是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11月26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始举行。
  
  彭真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这次会议在主席团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宪法工作小组,胡绳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成员有张友渔、项淳一、龚育之,负责修宪的具体工作。各代表组在讨论中总的说对宪法修改草案是满意的,但也提出了不少修改和补充意见。宪法工作小组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又对草案作了近30处修改。
  
  12月4日,举行大会,表决了宪法修改草案。表决结果,到会代表3040名,赞成票3037张,弃权票3张。
  
  会上有人提出要把表决结果公布,我们向彭真汇报,彭真表示同意,要我再请示胡耀邦同志。我到118厅请示耀邦:“可不可以公布表决票数?”他说:“我看可以公布。”
  
  就这样,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通过法律的票数。
  
  “现行宪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
  
  现行宪法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定型化、法律化。在当时条件下,宪法虽然对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像后来那样完整的、集中的表述,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这正是新宪法的核心内容和精髓所在。
  
  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还规定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宪法针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集中、片面依靠行政指令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带来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原则规定。
  
  这些规定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实行自主经营、政企分开等各项改革确定了原则,也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了空间。正如彭真在修改宪法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还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草案有关规定为这种改革确定了原则。”
  
  关于对外开放,宪法中明确规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经济合作,并规定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我国法律的保护。这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是很少见的。它表明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不是一个时期的权宜的措施。
  
  上述规定表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具体规定,虽然表述还不够完善。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法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诸如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改革和完善国家的立法体制;扩大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设立审计署;发展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等等。
  
  宪法还总结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确定了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这些规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
  
  “党委要抓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并且带头遵守宪法”
  
  新宪法公布后,各级党委和人大作了大量工作,促进宪法的实施。
  
  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说,如何对待违宪的问题,已经紧迫地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对发现的违宪的事,该提醒的提醒,该斗争的还得斗争,不能不管。他还说,我是委员长,如果我办事违反宪法,我就辞职;如果你们违反宪法也得辞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一再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并且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宪法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一原则的确定,对于正确地认识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我担任副委员长时,有材料反映,北京一个区的法院在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时,判决一家企业要对胜诉方进行赔偿。可区委却作出决定,不允许赔偿。
  
  当时我就提出,区委有什么权力做这样的决定?现在我也听到一些人反映,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党委要抓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怎么抓?我想有一条可以考虑,今后党委在处理和决定重大问题时,首先要了解三个问题:
  
  一是了解这个问题宪法和法律有什么规定;二是了解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该怎么办;三是了解党委的决定是否有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地方。
  
  1982年到现在,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了26年。26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26年来,每一位公民都沐浴了宪法的光辉。
  
  这26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本报记者阎军吴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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