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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奂生上城》

2008/12/1 10:59:37 [稿源:红网综合] [作者:] [编辑:胡蓉平]

  片  名:《陈奂生上城》

  出品方:潇湘电影制片厂、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 1982年联合摄制

  导  演:王心语

  编  剧:王心语 高晓声

  主  演:齐桂荣  王书勤 村里  李小力

  类  型:剧情

  剧情:

  国家实行经济改革政策以后,憨厚朴实的农民、过去的缺粮户陈奂生才过上舒坦日子。但大队领导看中他在地委书记吴楚下乡蹲点时与书记结下的友谊,硬要调他去队办工厂当采购员。奂生无法推脱,勉强上任进城。在城中旅社,老采购员林真和听说他与吴楚的交情,立即大献殷勤,表示愿为他跑腿办事。吴楚得知奂生进城采购紧俏物资聚乙烯原料,便知此中用意,遂请办公室刘主任在可能情况下帮他解决困难。奂生按刘主任吩咐,持介绍信前往地区化工厂,王厂长见他空手而来,便一口回绝。后得知奂生与吴楚关系密切,又主动邀奂生到家作客,并将他受贿后已答应批给女采购员刘玉梅的五吨原料转批给陈奂生。林真和自恃帮忙有功,趁机分得一吨。刘玉梅不知底细,眼看通过请客送礼弄到手的原料突然落空,不禁气愤填膺,在陈、林二人面前大发牢骚,倾述苦衷。奂生为节约运输费,借来板车运货。当他凯旋归来,大受褒奖之时,会计却因他无运输发票拒绝报销运输费。是夜,奂生久久无法入眠,回想进城经历,种种疑问缠绕心头,百思不得其解。

  获奖情况:

  票房、观影人次:

  时代背景:高晓声写《陈奂生上城》

  如果说,何士光是一位来自偏远山乡、写新时期农村变化脱颖而出的新作家;高晓声则是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虽说年纪不算老)。那时他已在一家大型刊物发表受到好评的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他算是改革开放年代复出的作家。50年代初期,他已发表短篇小说《婚约》,不幸在创作的探索过程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余年,70年代末期才为他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同《人民文学》这家杂志以前打交道不多,发表了《李顺大造屋》,《人民文学》编辑才向他约稿。1979年8月,他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

  小说《漫长的一天》,这个短篇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应该说是1980年2月在该刊发表的《陈奂生上城》,带来了轰动效应。

  跟何士光《乡场上》集中描写乡村生活中一个戏剧性场景刻画人物以及它相当凝重的正剧风格不一样,《陈奂生上城》是通过一个农民进城的一番戏剧性经历来展现他的心理,小说写得轻松、诙谐,富有喜剧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陈奂生上城》也极其自然、得心应手地写了农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精神、心态上的变化。因为细节刻画的活龙活现、生动如见而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

  我读《陈奂生上城》这篇手稿,对于陈奂生这个“漏斗户主”(漏斗户主,可能是当地语言,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农户)的种种行径,例如他在秋收忙过之后,趁农闲进城卖点自制的小食(当地土话叫“油绳”,可能是自制的馓子之类),“赚几个活钱买零碎”;他精打细算,能节省则节省,恨不能将一文钱掰做两文用;他进城从来不坐公共汽车,而是靠健步如飞的脚步奔三十里;他为了心疼那卖“油绳”赚来的得之不易的三元钱(准备买一顶帽子的花销),不愿住、也住不起旅店,宁愿寒风中在车站的椅子上将就一夜,结果冻得得了重感冒发烧昏迷……对这些在某些城里人眼中是吝啬、“抠门儿”的行为,我实在笑不出来,而是抱有三分辛酸、七分同情、理解的心理。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虽然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已经使不少人开始脱贫、甚至走上富裕之路,但是在不少地区,不是还有成千上万像陈奂生这样的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人吗?他们进城、办事的样子恐怕跟陈奂生差不多,他们还是处在节衣缩食的状态(虽说比起过去,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像陈奂生那样,他们会想到冷天要买一顶新帽子),在花钱上他们不能不精打细算,恨不能一个掰成两个用。你也可以说他们“小气”,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是物质基础如此,能怪有求实精神的农民“小气”吗?作者描写陈奂生有点怪怨县委书记将他这个熟人、“朋友”的农民安排住进一晚上五元钱一间的单间里,这固然体现了领导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可他是否理解贫苦农民的艰辛?这五元钱够他买两顶帽子,够他做七天工才找得回来,他难道不心疼吗?看到这里,我也没法笑话他,倒是跟他对县委领导的观感抱有同感。当然,作者确实写了陈奂生住进单人房间后的一些笑料,比如,看见照得见人影的地板、走廊,不敢穿鞋走路;不晓得沙发是什么,不敢轻易坐,怕坐瘪了。但这仍然表现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你说他有点愚昧也可以),我觉得作者是怀着善意来写的。当然忿忿然算计着自己“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坐“弹簧太师椅”,再也不吝惜踩脏地板,甚至拿起干干净净的提花枕巾就来擦自己的脏脸,这实在有点小农民的“恶毒”,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作品最后,作者写陈奂生离城后的心态,先是算计来算计去,似乎觉得进这趟城不值,亏了。后来精神豁然开朗,想到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竟有幸接受一县之长的县委书记的关怀、恩宠,这是旧时代不可以想像的,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也是难得有此机缘的;作为领导的客人,居然住进高级招待所,领受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享受滋味,这不是很了不起的吗?这精神上的大满足,眼界的大开阔,难道不顶五元钱吗,难道不是拾到了个大大的便宜吗?读到这里我不禁开怀大笑了。作者最后写道: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作者这最后一笔可以说完成了处在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过渡年代一个精神上既有旧式小农的弱点和局限(如器量狭小、眼界不开阔等等),又极力寻求超越并确实已有所超越的新时期农民极富个性的形象。他在中国文学的农民画廊中可以说又添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新形象,而这既旧又新的农民形象恐怕确实还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烙印。

  这篇佳作没有争议地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但是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年度评选会上,这作品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有的老作家似乎认为作者写的是农民的落后面,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在他们看来,第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农民,似乎应该完全是大公无私、身上没有半点小农私有制痕迹的农民;第二,既然不是先进农民,而是“中间、落后”状态的农民,那作品的价值就该打折扣了。有人甚至说高晓声写的是个阿Q式的农民,作品没有什么“出新”之处。但是更多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意见,还是充分肯定这篇作品,肯定陈奂生形象创造得成功。他们认为,在陈奂生身上无疑有一些旧式农民或阿Q式的东西,但这本来是中国农村因为经济不够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而长期存在的东西,难道能不正视吗?其实,这正好表明作家非常熟悉今天中国真实生活中的农民,采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如果以为陈奂生身上完全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时期生活发展变化带给他的影响(例如,他虽然说是业余经营小买卖,却也参加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他在精神境界上力求超越自己小农的狭隘性、局限性),也是不符合这个形象的实际的。经过一番讨论、评议,后一种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小说《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荣幸地入列。

  (摘自: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相关评论:

  《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从而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作品中的陈奂生已经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衣”,抽空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过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总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这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因偶感风寒而坐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在心痛和“报复”之余,“忽然心里一亮”,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种陈奂生式的精神满足与鲁迅笔下的阿Q似乎有着血缘关系,我们只能带着“含泪的微笑”来看待这一人物的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缍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

  《陈奂生上城》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开拓,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土洋结合,寓洋于土”,富于创新。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基本上采用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手法,即通过人物个性化的动作、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与此同时,也借鉴、吸收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如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意识地将叙述、描写与人物心理分析结合起来,以更深一层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情节基本按照时空顺序展开,但也有跳跃和切入,且在叙述、描写过程中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作品语言朴实凝炼,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轻松的喜剧色彩。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于素朴之中,构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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