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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延续中国奇迹

2008/12/8 13:51:37 [稿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王军] [编辑:胡蓉平]

  过去三十年的改变

  《瞭望》文章:延续中国奇迹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重新担任他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时被撤销的全部职务。

  这是他“三落三起”传奇人生中的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可是,随后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使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等等,都不能合乎民意地解决。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此到来。

  这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从此拉开大幕。那时,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带动世界经济以更快速度发展,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的话斩钉截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承载着世界22%的人口。这些人口能够安居乐业,本身就是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递增。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中国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从农村转移到大城市当农民工的人口就有1.2亿,这是有史以来人类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次次思想解放,攻克了一道道艰难险阻,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并可为人类分享的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应对当前和未来风险挑战的基础所在、力量所在、信心所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本刊推出这一期特别报道,简要梳理“中国奇迹”的不平凡历程,更清晰地显现中国永续发展的历史动力,以鉴往而知未来。(文/王军)

  《瞭望》文章:胡鞍钢眼中的两个三十年

  “中国需要不断地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郁雅琴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纪录。三十年的发展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

  一个原先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为什么能够在30年里迅速崛起并持续不衰?

  就这一话题,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日前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如何持续中国奇迹发表了他的看法。

  2000年,胡鞍钢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出版《国情报告》以提供及时和高质量的决策知识和资讯,参与多项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他多年来提出的不少重大政策建议先后被中央所采纳。

  一次成功、两次失败

  《瞭望》: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至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的历程,你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什么样的运行轨迹?

  胡鞍钢: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我愿意把它称之为“中国之路”,它是一条曲折之路,是一次成功、两次失败的道路。一次成功是指新中国建国以后经历的经济发展第一个黄金期,虽然有两次失败,但总体上中国之路还是成功的。

  《瞭望》:两次失败是指什么?

  胡鞍钢:第一次就是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时期,这是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这一次危机的损失,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当巨大的。但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并没有对问题进行根本解决。

  随后就引起了第二次大失败的“文革”十年。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失败,然而这两次失败却最终成为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成功之母。

  《瞭望》:为什么失败?

  胡鞍钢:失败,因为它偏离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第一次失败是对中国的经济国情存在错误认识;第二次失败是对中国的政治国情存在错误认识。

  这两次失败后来成为人们吸取教训的思想宝库。不仅直接导致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而且也是中国之路不断向前发展的致因与镜鉴。

  《瞭望》:有人认为,三十年改革也抓住了难得的机遇。

  胡鞍钢:客观地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的确利用了世界范围内的若干机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另外,还有两个大的机遇。一个机遇是经济全球化,尽管我们正式提出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比较晚,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就已经开始。

  另一个机遇是科技革命或者说现代知识革命,中国利用这次科技革命,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载体是人。1978年之后,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生,现在留学生累计已超过120万,虽然回来的人不到1/3,但这样巨大的规模,必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30年前后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可以说中国的变迁的一个核心就是人力资本的变迁。

  《瞭望》:你用四年写作了《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现在正在写作1976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这一写作正好跨越了两个30年,两相对比,你有什么样的启示?

  胡鞍钢:我觉得最大一个启示和结论,就是应向历史学习,特别是向历史教训学习。

  1957年,毛泽东就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但是后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犯了更大的错误。

  这些历史的教训,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理性看待并继往开来。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可以视为对这些历史遗产的理性继承,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

  支撑中国奇迹的“四个创新”

  《瞭望》:中国奇迹的动力何在?

  胡鞍钢:我想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创新。第一个创新就是观念创新、理论的创新。其核心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又有“与时俱进”;现在又加上四个字,就是“不断创新”。

  第二个创新是制度创新。改革就意味着逐步脱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制度方面一个最大的创新。尽管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概念,但也融入了社会主义这样的新元素,总体上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

  原来的目标是在2010年基本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现在依我看来,这个框架已基本上建立。以后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体系,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第三个创新是市场创新。中国具有大国优势,拥有一个规模巨大、令人羡慕的国内市场。但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个市场没有被充分利用,现在通过开放市场,使得这一大国优势明显地体现出来。现在来看,我们已经成为很多产品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奢侈品、化妆品等。

  第四个创新是技术创新。1978年之前,中国处于被世界现代技术边缘化的境地,邓小平出国访问日本,发现中国汽车、家电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中国很快进行了模仿创新,不仅使家电产品做到了国产化,而且很快出口世界各国,现在我们又开始了向自主创新方向的转型。

  《瞭望》:中国奇迹是可以持续的吗?

  这四种创新是互相依赖的,如果假定中国的奇迹可以用这四个创新加以解释,未来30年,这四个创新将会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我相信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

  《瞭望》: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一书中,你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是努力向西方学习技术,但是不愿意向西方学习制度,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因此出现了制度引进滞后于技术引进……”,这句话应如何解读?

  胡鞍钢:在中国历史上,技术引进都是比较顺利的,制度引进则比较漫长曲折。其实这表明中国人能够学习、消化乃至创新制度的信心不足。

  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不仅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信心不足,现在我们也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例如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时,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制度,改革开放后一直搞分成、搞包干制,后来学习了西方的分税制,又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些必要的调整,才开始了推广和运用,现在看来这个分税制是很有意义的。

  制度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学习,要大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一些较为成熟、较为成功的制度,然后根据自己的国情条件和发展情况,不断修正。

  《瞭望》:你为制度建设写过一本书,叫《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次转型》。

  胡鞍钢:是的,中国需要不断地转型。第一次转型是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要知道经济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GDP主要不应当由政府来创造,而应当主要依靠中小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甚至消费者。

  作为政府,其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制度恰恰是一个无形的公共产品,因为有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有不同的激励机制。有的是创造财富,有的是转移财富,有的是掠夺财富。众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靠企业去解决,必须得靠国家行为来调整和解决。明确了这一点,进行制度建设就会降低国家的制度运行成本,也会降低所有人的风险。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瞭望》: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将扮演何种角色?

  胡鞍钢: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并普遍认为优于目前美国和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体现了中国越来越成熟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大国,应当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金融危机的国际性应对并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安全稳定的战略考量,也是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软投资。

  从我们自身来讲,中国的信心来自于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来自于13亿人民。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2%(扣除物价因素上涨幅度为14%),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对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充满了信心。

  《瞭望》:但是你也有一种担心?

  胡鞍钢:扩大内需为提振经济增长的信心注了强心针,但是如果方向把握不好,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从而导致好事变成了坏事。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生态赤字严重等问题。如果只顾眼前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原本已经存在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就有可能被忽视掉,如果在这次扩大内需的工作中,盲目上马项目,无视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不仅无法完成“十一五规划”的预定目标,还有可能为未来埋下极大的隐患,严重阻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坚持拟上马项目的环境评价制度,加强监管监督;必须避免猛干一阵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重新来作调整。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点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措施,来把握好新一轮投资的方向,将扩大内需引导到民生建设、生态建设等领域去,避免带来新一轮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扩大内需,只有以富民为宗旨,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兼顾,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瞭望》文章:西门子:见证改革开放历程

  中国硕果累累的三十年,也是西门子实现光荣与梦想的三十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郁雅琴

  “在中国,我们新招聘了3000名员工。

  ”12月4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郝睿强(RichardHausmann)回应了外界盛传的“大规模裁员”的传言。

  在金融危机的寒潮下,众多的企业选择裁员的方式过冬,而西门子(中国)则让公司在中国的员工由40000名增加到43000名。郝睿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2009年会继续招聘,至于招聘的具体计划还在酝酿中。”

  郝睿强强调:“到2010年,实现销售额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目标没有必要修改。”

  目前,中国成为西门子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场。截止到2008年,西门子在华拥有90余家运营企业和61家地区办事处。仅在奥运会期间,西门子就赢得了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合同。2008财年,西门子中国取得的新订单占全球总额的6%。

  被问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西门子总部是否会调节对中国的投资计划时,郝睿强表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非常有必要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郝睿强说,去年,全球GDP增长为3%左右,而西门子全球业绩增长是这个数字的3倍,而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间,西门子在中国的业绩增长达到了20%~23%,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2008年,西门子在中国的业绩增速也达到19%,两倍于中国GDP的增速。

  西门子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演示了公司制作的一个短片,它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西门子在中国30年间经历的每一次重大事件——

  2008财年,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达到了570亿元人民币,新订单总额将近655亿元。

  倒推30年,这个数字是0。

  1978年,在许多人看来,像西门子这样一家外国企业,要到中国寻求发展,有着不可预测的风险。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一切都不确定的年头,西门子与当时的中国机械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自此,伴随中国经济的奇迹,西门子(中国)也创造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奇迹。

  郝睿强对本刊记者说,西门子是少数几家能够有幸见证改革开放全部历程的跨国公司之一。改革开放不仅是对西门子、对中国,更是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硕果累累、激情澎湃的三十年,事实上也是西门子(中国)实现光荣与梦想的三十年。

  “西门子(中国)员工之中99%都是中国人,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西门子也是中国的公司。”郝睿强说,“西门子早已经融入到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于我们来讲,中国不仅是市场,更是采购、本地化和研发中心的综合体。”

  作为西门子中国区业务的强力推动者,郝睿强很难将18年前自己第一次见到的中国和近几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联系起来。

  郝睿强1960年生于德国,2005年出任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在磁共振和医学影像领域拥有数项专利,并担任中国德国商会董事会主席。

  回顾西门子的中国发展历程后,郝睿强认为,与30年前相比,现在的西门子在中国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公司所有的对手都集中在中国,不仅仅是跨国公司,中国本土有实力的企业也加入了这场竞争。

  对于这些年来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郝睿强表示:“总体来说,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来讲变得越来越好,总体透明度在提高。”他还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劳动法的出台更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环境的改善。当然,他也希望未来西门子(中国)能够与中国企业在更加平等的环境下竞争。

  他说,回望之于展望同样重要。面对曾经的辉煌,亲身经历的人都会有一种幸福感与自豪感,面对未来,人们需要走得更远。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的变革仍在进行,中国奇迹也将继续,西门子(中国)也仍在延续着在中国大地上的辉煌。

  谈及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郝睿强说,西门子(中国)为响应中国政府的这个计划,公司业务重点将继续集中于农村地区发展,向节能环保和本地创新等领域倾斜。

  截止到目前,工业业务、能源业务和医疗业务业已成为这家公司的三大核心领域。为了持久延续西门子的中国梦想,西门子在华投资增加100个亿的“2010加速战略”正稳步推进。郝睿强介绍,其中50%的投资用于节能环保领域,“到2010年,公司新订单的40%将来自环境业务组合”。

  “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我们希望和中国的经济一同增长。”对于未来,郝睿强作这样的展望。

  IBM:最有意义的事情

  《瞭望》文章:IBM:感受中国吸引力

  作为一名“深蓝”,周伟焜见证了IBM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壮大,更感受到了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在IBM工作了40年,我个人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放入到IBM最主要的地图里面,把中国放入IBM董事会的重要议程里面。

  如今,虽然IBM公司的全球总部仍然在美国,但是我们把成长性市场(GrowthMarket)的全球总部设在了中国上海。”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与记者的对话。

  《瞭望》:上世纪30年代IBM曾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离开中国市场后,请问贵公司又是怎样回到中国的?

  周伟焜:IBM与中国的业务联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70多年以前。早在1934年,IBM公司就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它的第一台商用处理机。1936年,IBM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是当时IBM在远东的第一个办事处。此后,战事频繁等原因隔断了IBM与中国的联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IBM公司再次来到中国。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这一次并不是IBM主动推销自己,而是中国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即使这样我的很多同事仍然不看好中国市场。因为对于当时国外的人而言,谁也不确定这样,的开放政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第一笔生意做得“小心翼翼”,完全是试探方式的。

  《瞭望》:1988年,您成为IBM台湾公司的总经理,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您提出了一个对日后IBM发展影响巨大的想法——建立IBM大中华区架构。仅仅一年之后,IBM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请问IBM为何加速了在中国的发展?

  周伟焜:准确地说,大中华区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美国《新闻周刊》一位记者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这一片区域将成为全球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他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

  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IBM在华业务也日益扩大。80年代中后期,IBM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当时我们对IBM在中国的发展抱了很大的期望,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尤其是1990年,那一年是IBM有史以来利润最好的一年。我们财务长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生意很好,开创了新纪录,现金多得不知道怎么用。”他作比喻道:“1990年是法国红葡萄酒的最好年份,也是IBM的最好年份。”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

  1992年IBM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IBM中国有限公司,这是IBM在中国的独资企业,此举使IBM在实施其在华战略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是,IBM的全球业务自1990年之后就没有那么好的成绩了。从1993年开始,IBM把以前赚的钱都亏掉了,基本上是连续亏损。董事会第一次决定,从公司外找一个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从外面请人,此人正是郭士纳。

  1994年,他来到中国。当时他告诉我们,虽然IBM曾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还是低估了这块市场的潜能,还有很大的市场可以挖掘,因此要坚定在中国的发展。此后,我们便把开拓中国大陆市场提为IBM公司战略优先地位,IBM总公司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在华业务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瞭望》:IBM特别强调“全球整合”,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周伟焜:早在90年代,IBM就已经注意到,整个IT产业中硬件的价值在降低,软件和服务的价值则在增长,因此在IBM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郭士纳作出了向服务转型的重大战略决策。IBM洞悉商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扮演着整合两个领域的关键角色,不断深入地将电子商务、随需应变、面向服务架构、全球整合企业等一系列先进的业务与技术理念引入中国企业。通过更多的整合,我们希望把我们重复的投资、重复的流程减少,把很多重复的机构设置全部标准化。尤其是在中国,我们认识到,在中国投资,如果仅仅是为中国市场服务,那实际上是没有发挥出中国市场的潜能,因此要进行全球整合,让在中国的投资能够为IBM在全球的发展服务。

  《瞭望》:您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一直都没有离开,是不是因为中国带给您很多的机会和挑战。

  周伟焜:实事求是地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呆这么长时间,本以为做三四年就可以离开,但现在我已经决定要在这退休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黑洞”,当然这不是贬义,而指中国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在这,每天都会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让我舍不得离开。当初我在香港、台湾工作,觉得市场太小,感觉施展不开。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地方虽然够大,但人太少,市场潜力依然有限。最后来到中国大陆,终于让我“得偿所愿,如鱼得水”。

  《瞭望》文章:1998年房改:“中国奇迹”的制度因素

  在全世界闻“房地产”色变之时,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告诉我们,以保障性住宅建设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很可能是我们走出经济低谷的最大机会

  文/赵燕菁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之所以被称之为“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并不能真正解释其发生和持续的原因。

  未来政策的制定,依赖于历史路径的解释。惟有合理地理解过去,才能正确地选择未来。在30年的改革实践中,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正是这项改革,大规模盘活了传统经济积累下的存量资产,成功地拯救了亚洲金融风暴中的中国经济,触发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经济增长。对1998年房改宏观经济分析,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对今后改革路径的选择,对应对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更是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1998:房地产“井喷”

  一直以来,房地产业大多数时间都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函数。中国的房地产业的起伏,大体上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起伏是一致的,即经济增长较快,房地产发展也较快;反之,经济低迷,房地产业随之下滑。从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1989、1990两年,受治理整顿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沉到谷底,房地产业更是前所未有地呈现负增长,商品房开工面积从1988年的6000多万平方米,猛跌到3000多万平方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经济重新启动,房地产业迅速恢复,当年商品房开工面积就从上一年的6000多万平方米,一举增加到1亿多平方米,并在1994年爬上1.8亿多平方米的顶峰。此后,宏观调控开始,经济增长趋缓,房地产开工面积也逐渐下降,并在1996、1997年再次达到谷底。

  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恶化。1998年年均GDP增长首次低于1991年的8%,随后一路下滑,维持在7%附近。中国的房地产业却一反常态,从1998年开始突然脱离宏观经济曲线,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快速上升。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水岭:全国住宅当年开工面积在1996、1997年跌到1亿平方米多一点,但在1998年有一个急剧的跳升,达到1.6亿平方米,猛增将近6000万平方米,当年就超过了1994年经济高潮时1.3亿平方米的顶峰。随后一路攀升,连续几年高速增长,1999年达到1.8亿平方米,2000年突破2亿平方米,达到创纪录的2.3亿平方米。2001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更是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点——将近30%。由于无法解释这样反常规的增长,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得出结论,认为“这样快的增长速度与整个宏观经济处于调整型增长的态势是背离的,是不健康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脱离经济运行曲线的超常规增长?我们的答案是:制度。回顾1998年所有的经济变量,只有住宅分配货币化这一项,能够解释这次房地产高潮的启动。1998年的住宅改革,单位以很低的价格,将住宅的产权转让给个人,这就使很多人一夜之间财产倍增。房改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在短时间内猛烈地释放出来,整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在短短的几年,成千上万亿地剧增。换句话说,这次房地产高潮不是经济增长带动的,而是相反,这一轮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爆炸”带来的。

  很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一制度改革对整个国民经济革命性的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将这种制度改进的巨大影响,考虑到经济分析中去。

  沉睡的财富

  2000年前后,国内外经济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1998年以来国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其中以匹兹堡大学的拉斯基(ThomasG.Rawski)在2001年12月发表的研究最有影响。他提出的证据之一就是1998年中国的GDP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保持高增长,但是能源的消费却没有上去,1998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36,这比1997年的系数0.55低很多。拉斯基的这个统计表明1997年以后的经济统计,出现了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反常,他的结论很简单:1998年前后的中国统计结果是“假报浮夸风”的产品。

  但如果拉斯基的研究是正确的,又会和我们的实际感觉相冲突。按照拉斯基(2002年)的估算,“在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最多是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是一个负数”。如果拉斯基的判断成立,那么我们在1998年的经济感受就会比1989、1990年还痛苦,因为那时的经济还分别有4.3%和3.9%的正增长。而且按照拉斯基同样的推论,1998年以后至2000年,中国的真实经济依然是低增长。

  但事实却是,生活在1998年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经济低增长必然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生活痛苦。比较1989年的社会情况,人们通过亲身感受就可以直观地得出结论,1998年及其以后的经济如果增长得没有统计显示的那样快的话,至少也比1989、1990年时强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居民储蓄率何以连年大幅度上升?国家的税收为什么能持续增长?为什么进出口大量增加?为什么外国直接投资(FDI)迅速增加?为什么中国货币面临的不是贬值压力而是升值压力?因此,1998年绝不可能是像拉斯基估计的那样,经济只是增长2.2%甚至是负增长。无论统计局的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这个结果,比拉斯基的判断更接近我们的真实感受。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回顾1998年时宏观经济的所有领域——投资、出口、消费——几乎所有方面,都与拉斯基描述的趋势一致,而惟有房地产一项与国家统计局描述的趋势一致。显然,问题就出在这里。在我们看来,拉斯基之所以会得出1998年统计失真的结论,乃是因为拉斯基没有考虑到住宅改革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拉斯基假设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导致GDP增加的惟一原因,而1998年财富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的提高,而是由于制度的改变,释放出来的是几十年积累的“库存”,其效果相当于把国家几十年来欠许多人的工资,在一夜之间以实物的形式发给大家。由于这些财富卷入的劳动和生产是已经付出的,因此并不会带来就业和能源消耗的立即增加。

  1995年,我国公有住宅已达30亿平方米,这些公房大多位于城市的老区,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即使仅仅按每平方米1000元计,这部分财产价值也可以高达3万亿元。单位将产权转给个人时,每个人根据工龄不同,实际只按折旧支付很低的价格。如果其平均转让价格是市场的1/5的话,就有80%的交易没有进入正式的统计。

  1998年房地产实收资本额中,国家资本金一块是841.90亿元,比1997年的244.30亿元和1999年的302.45亿元多出约500亿至600亿元,这部分收入应该主要是房改上缴。如果按5倍的差异来估算其市场的真实价值,仅1998年一年就有大约2500亿至3000亿元的交易没有进入正式的统计。考虑到1998年到2002年五年中,GDP增加的总额才不过2万多亿元,1998年到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长期国债投入经济总盘子也不过6600亿元,1998年当年的统计中,这笔“漏掉”的财富应当是相当惊人的。

  按照这个推论,如果我们用最终产品法(finalgoodsapproach)——GDP等于投资、进口、消费和政府支出之和——来估算GDP的话,就会发现,政府的实际支出应当大大高于账面支出。与此相对应,在用收入法(incomeapproach)估算的GDP中,则应该有一个显著的增加。事实上,在拉斯基自己的计算中,用产出指标校核的增长率和用收入指标校核的增长率,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前者大约是-2.5%至2%之间,后者考虑通缩后为5.8%。但拉斯基放弃了后者,因为这实际上暗示了1998年存在着一个在常规经济下不可能的现象——社会总产出中存在一个无须经过投资就可以获得的收入,因此,他认为前者和其他数据/现象符合得更好。

  但在考虑了制度因素后的分析框架里,这笔“意外之财”就不仅不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是我们所预期的。按照拉斯基基于产出(outcomeside)估算的2.2%的增长率上限,1998年的GDP增加值应该是1638亿元;按照他以收入法估算的5.8%的增长率,增加值应当是4319亿元。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准确的话,这之间的差额2681亿元中的很大一部分,大约就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释放到市场上的增量社会财富——这个结果接近我们的猜测。因此,有理由认为在考虑了房改因素后,拉斯基用收入法计算的GDP增长——大约6%——应当更接近1998年的实际。

  制度进步与全要素增长

  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进步的原因,最常用的工具就是全要素增长率(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主要用于分析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增长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的原因来解释,于是他们将这些余量(residual)看作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在进一步扣除了研究和开发的因素后,经济学家们发现,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余量无法解释,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极高的阶段(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发现,在美国的1960~1973年高增长阶段,这部分无法解释的余量占了很大比重)。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这个余量很大程度上要靠制度进步来解释。现代经济学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对制度变量的忽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进步的关系,但是这些分析大都是侧重解释经济增量而非存量。不同的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恰恰导致的是存量资产价值增加,从而催发了经济的高速成长。

  在传统的统计看来,此次房地产井喷是没有经济增长支持,莫名其妙鼓起的泡沫。而实际却是,这次房地产增长不仅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增加导致的,而且这种增加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政府用成本价建设并转让住宅,居民则通过房改按照市场价格给获得的不动产定价。市场价和建设成本之间的差额,就是制度释放出来的隐性财富。

  这些财富一夜之间造就了庞大的有产阶层,社会信用急剧膨胀,又带来了银行业爆炸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又通过金融系统放大到整个经济。房地产投资和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完全不能说明此次房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998年前后各项房地产指标的突变,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向我们暗示了制度进步释放出来的巨大隐形财富。

  假如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反过来也说明,1998年房改的宏观经济效果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没有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像金融风暴下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会有一个很陡的下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住房制度改革,几乎单枪匹马拯救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并触发了随后十年中国新一轮经济的高速成长。鉴于这项制度改革的高度复杂性,其出乎意料的顺利,反映了这次改革的巨大成功。仅就其对经济的影响来说,在迄今为止所有的制度改革中,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和90年代初的土地有偿使用可以与之相比。

  走出经济低谷的最大机会

  从制度角度对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制度进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受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在1989年、1990年跌到4%左右。但随后中国经济却突然急升至1992年的13.2%,并从1992年到1996年,保持了长达5年两位数左右的增长。很多研究将这一轮增长归功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而事实上,在南方讲话发表之前的1991年,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了快速攀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谷底的3.9%,猛增到8%。

  真正对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1990年正式推出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正是这一改革,起到了类似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同样的宏观经济效果,盘活了沉淀多年的城市财富,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一夜暴富”。一举扭转长期以来城市服务欠账累累,基础设施建设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开始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进程。

  对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的经济成功,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房地产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主动轮而非被动轮。我们是在一个下降的经济周期里,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了新一轮经济增长。

  在中国,由于财产税的缺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盈利模式是,首先必须从一次性的土地收益中把基础设施投资和长期的服务承诺(住宅是70年)收回来。然后,再通过招商引资,将一次性收入转化为长期性的工商税收,以获得长期服务承诺所需的资金流。为了争夺高税收、高工资(个人所得税)的优质企业,城市之间竞相杀价,提供优惠条件。结果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大增,凡是不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根本无法同“中国制造”竞争。从2003年起,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可遏止地膨胀,中国产品横扫全球。由于工商税收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中央财政拿走大头,导致国家财政连年保持了令人无法理解的、高出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增长。

  显然,地价越高,土地收益越多,地方政府补贴能力越强,产业的竞争力就越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好。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产业超强的竞争力和中央财政的连年盈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转移过去的。这意味着本轮房地产高潮带动的绝不只是房地产业自身,而是涉及了投资、消费和出口所有宏观经济领域。因此,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定会是全面性的——至少会远远超过股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仅地方政府,而且中央政府;不只是房地产行业,而是所有其他行业,都无法在房地产市场衰退中独善其身。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同样,急速的房地产下滑,也必定会触发国民经济的全面下滑。

  总结1998年的经验,对于我们应对当前金融海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房地产既可能导致经济泡沫,也可以用来消化经济泡沫。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中央政府果断出手,投入4万亿元,防止宏观经济下滑。在十大投资方向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力建设保障性住宅。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方向。

  目前学界建议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1997年克服亚洲金融风暴时的做法,既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抑制经济的快速下滑。但1998年的宏观经济表现表明,直接增加政府开支扩张经济的做法,对推动宏观经济反周期运行的效果有限。真正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是房改带动的消费井喷。简单地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并不会产生1998年那样的宏观经济效果。

  面对今天更大的金融海啸,住宅产业仍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业拉动的内部需求无人能及。一个简单事实是,任何大型耐用消费品要想离开商店的柜台,都需要足够的新空间。没有住宅,无论何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减税、降价)都必然效果有限。同其他产业不同,住房需求几乎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同时可以拉动巨大的投资。特别重要的是,住宅建设劳动力密集且技术含量较低的特点,有利于大量吸收由于出口萎缩导致的下岗农民工。在经济低迷的周期里,就业目标要比效益指标来得更加重要。

  实际上,新一轮保障住房建设所应做的,只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有意识地重复当年房改的制度路径——在劳动力充裕,要素价格较低的经济周期里,以低成本大规模建设新的廉租住宅,10年或15年之后,进行新的“房改”。当然,1998年的房改同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同,具体的操作手段也不同。上一次房改,主要是通过盘活存量,这一次则需要通过扩大增量;上一次房地产高潮主要是市场推动,这次则需要政府主导;上一次存量住宅的形成主要靠财政,这一次可以通过商业贷款(如社保基金);上一次房改,获益的主要是原有的城市居民,而这一次,重点则应转向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城市化的居住问题……尽管有这些差异,但原理一样,都是首先通过政府建设低成本住宅,然后在远期依靠房改收回投资,并推动新一轮商品房市场需求。

  回顾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期社会保障住宅的大规模建设可能产生的宏观效果:近期,可以大量吸收过剩的流动性和劳动力;中期,可以带动内需,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远期,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为启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积累“存量”资产。特别重要的是,新一轮“房改”可以大幅改进社会分配的公平,增加有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使得不景气周期里的社会得以保持稳定性。

  次贷危机使得全世界闻“房地产”色变。但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告诉我们,对于高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国,恰恰是住宅,为我们提供了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刚性需求。以保障住宅建设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很可能是我们走出经济低谷的最大机会。□(作者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瞭望》文章:中国特色软实力的延伸

  文/董漫远

  30年改革开放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

  而随之增强的中国软实力,与西方认定的软实力性质不同。

  中国特色软实力本质是和平与和谐,特点是尊重世界多样性、开放包容、友爱无界、慈悲扶困、不逞强、不欺弱、不畏强暴、崇尚礼仪和重义守信;其用途是营造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合作,共同推进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有进一步延伸的新空间。

  这30年,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的和平发展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引来无数的国际评价。从总的情况看,积极认知与积极印象压倒消极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改变了城乡面貌;中国在转变为接受国际规制,融入国际秩序;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中国希望和平,不希望爆发战争;中国主张互利共赢,愿意与世界合作,并致力于从中受益;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发挥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中国文化有魅力,中国民众对外国客人态度友好,乐于助人;中华民族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民族,阻遏中国的繁荣强大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有利。

  改革开放使世界对中国文化持欢迎态度。30年前,世界上接触并了解中华文化的人不多,喜爱中国文化并对中国人民有感情的人士更少。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大力推进了文化创新,不断增强了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中国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赞成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学习,求同存异,愿与世界各国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和谐,并为此付出大量资源投入,得到世界人民的友好回应。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消除了“十年动乱”造成的精神恶果,继承、培育、更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大变革,使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迸发出来。改革开放催生民族激情,所铸就的民族精神要素包括:爱国主义情怀,涵盖民族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英雄气概、团结友爱互助意识、奋斗意识,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涵盖尊严感、忧患意识、不畏强暴意识、图强争先意识;对文明精髓和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弘扬,融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国际主义境界,涵盖愿与世界人民友好相处、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热情和奉献意志、共有家园观念、和平与和谐观念、反对战争与暴力的观念、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观念、公平正义观念、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合作与互利共赢理念、权利与义务相协调理念等,化为与各国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健康性努力。

  中国的制度、道路、模式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冷战结束伊始,西方认为,既然苏联的制度能垮掉,中国的制度很快也会垮掉。冷战结束快20年了,这些预言灰飞烟灭。“北京共识”产生后,西方著名民调机构搞了若干次民调,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调机构也作了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强大而成熟的执政能力,有雄厚的民意支持基础,外力想要更迭中国的制度几乎不可能,大国强国想要阻遏中国的发展几乎是徒劳的。(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瞭望》文章:“中国奇迹”的记忆之窗

  文/实习生郁雅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今年以来,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主题的图书成为一大出版景观。

  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显示,截至4月2日,全国已有220家出版社申报此类选题1120余种,选题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业已出版的图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见证与揭秘式,例如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二是回顾与总结式,代表性的有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年》;三是经济理论式,比较典型的有《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这些图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扇探寻“中国奇迹”的记忆之窗。

  《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始末》

  《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始末》一书,特邀权威人士悉心回顾,意在通过第一现场的细节呈现,还原重大决策始末,以解读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之必然。

  本书多由回忆和口述整理构成,又经权威部门审定。内容涉及:邓小平恢复高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等。

  在这部书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在《邓小平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中记录道:邓小平在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

  王海光对邓小平“宜粗不宜细”提法表示高度认同:宜粗不宜细,是在历史转折的特定时期所讲的政治策略问题,而不是历史研究,更不是把历史搞成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教科书。

  在诸多回忆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图书中,这本对重大历史事件加以“回忆研究”的图书对于理解改革开放具有提纲挈领式的解读作用。

  《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

  带着些许特立独行的气质,《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执意将30个巨细混杂的记忆片段,置放在改革开放30年宏大的叙事框架下加以呈现,唤醒了人们的记忆。

  恢复高考、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海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些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与中国美术馆肖鲁和唐宋枪击事件混杂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混沌、无逻辑的本来面目。有人说《开放中国》是以一种崭新方式“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

  与其说《开放中国》尝试去探寻30年巨涛骇浪中蕴藏的深层动因,不如说它只是用儿童般的无畏与执著去拼贴时代的记忆魔盘。

  也许,正是这些带着每个年份知觉的、侧重不一的历史片段,让那些曾经身处其中的人们得以重新回望历史在每一个个体命运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

  张维迎在《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一书序言中,提到了中国改革关键的五个转变: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这本书是在2008年1月北大光华论坛的基础上,约请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就“改革开放三十年”分别撰写文章,并汇编成册的。书中不但可以看到经济学家的观点交锋,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共识:都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坚定意志,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法治”规则建构的思考。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年》

  1978年,当时还是中科院计算所技术人员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介绍养猪的报道中,得出中国改革即将开始的判断,而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性裸像的壁画是否依然存在……

  这些中国企业家创业初始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

  这本书记载了中国1978年至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作者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企业变革的草莽时代,人们从文字中可以重温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和整个社会的躁动与不安,年广久、步鑫生、袁庚等中国改革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一一重现。同时,作者对海尔、联想、万科等知名企业的创业期有非常生动的记录。

  吴晓波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公司变革历史的混沌,已造成中国经验总结的一个障碍。《激荡三十年》正试图改变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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