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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眼中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变化

2008/12/8 16:44:19 [稿源:农民日报] [作者:黎彩华] [编辑:胡蓉平]

  我在农村长大,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缺吃少穿的农村生活,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我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我始终关注农村改革,关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看了南方都市报4月6日《农民创造与农村改革全国农村研讨会》征文启事,心里总有不写点心里话不吐不快的感觉。这是一个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研讨会,利用这个机会,我为黄梅农民总结一下农村改革三十年的五大变化,七大隐忧和三个期盼。

  黄梅县地处长江以北。南与江西九江市隔江相望,北与安徽省宿松县接壤。九合铁路,105国道贯通南北,交通方便。黄梅县是一个有9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是本省粮食生产的重点产区之一。我县屈指可数的县办企业已改制为民营企业,属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县。

  五大变化

  一、耕者有其田,种田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县1981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习惯称为分田到户),农民最大的体会是种田有经营自主权,除非极端灾害性天气影响,虫灾影响,与人民公社时期比,正常年景,农民种田不愁没有饭吃,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今不管走到乡村哪个地方,谈到分田到户种田有饭吃这个话题时,农民最朴实的回答是,“分田到户好,感谢邓小平!”

  二、居者有其屋,多数农户圆了楼房梦。

  我1973年入伍,1982年1月退伍,入伍前,同绝大多数农友一样,住的是既怕风又怕雨的土坯房。现在同多数农产一样,住上了宽敞的二层楼房。本村多数农户圆了楼房梦。少数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户,虽然目前还没住上楼房,但基本上土坯房变成了红砖房。

  三、改革三十年,农民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

  分田到户头几年,进城买东西,走亲访友,谁家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我家是1983年买自行车,1985年买风扇,添置14寸彩电,很多人还很羡慕。如今,自行车作为农民出行的代步工具已基本过时,本村和周边凡盖了楼房的农户,基本上都添置了摩托车。夏天有电扇,冬天有取暖器,黑白电视早已换成了大彩电,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已成为农民生活的必需品。农民的衣着变化今非昔比。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衣着,很难见到土里土气的庄稼汉服饰,农民衣着开始追求时尚,年青人买服饰,选品牌已成为一种时髦。如按时间段划分农村改革的变化,要算税费改革后农村的变化最大。

  四、税费改革减负增收

  全国农村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收入。下新镇地处丘陵,农业人口不足3万;人多地少,人均耕地1亩左右(我组人均耕地0.92亩)。税费改革前,下新镇是全县农民负担的重灾区,那时人均收入1000余元,一般村组年人均负担300元左右(罗岭村),个别村年人均负担高达400—500元。税费改革,政府斩断了伸向农民的黑手,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现象,这两年得到有效遏止。

  税费改革后,农民种田不但不交税费,政府还给农民发放粮食补贴,良种补贴,添置农机还给予农机补贴,让农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党的现行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五、农民由衷的感谢国家给农村实施的“输血”工程。

  税费改革前,国家拨款实施的农网改造工程,除了更换居民生活用电设施外,还为农村用于农产品加工、抗旱排涝的泵站,其它农业用电场所,统一更换,重新配套。农网改造前,我们这里居民生活用电每千瓦时1.3—1.5元,农网改造后,居民用电,规范收费,每千瓦时0.52元。税费改革前,农村中小学乱收费是下新镇的一大热点问题,下新镇各小学学生每学期收费300元左右,初中生每学期收费500元左右(不含生活费),乱收费迫使不少农家子女。没有学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辍学。现在好了,农民再不愁没钱交学赞了,政府为适龄入学儿童接收九年义务教育买单,农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无后顾之忧。国家推行的“国家出一点,地方政府出一点;农民自己筹一点”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便了农民就医,看小病花钱少了,看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此项政策虽然目前不能完全解决部分农民因病致贫的问题,但农民从“新农合”中还是得到了实惠。近几年,国家拨款改造了乡村公路,硬化村级公路路面,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出行难的问题,农民基本上告别了世世代代走泥巴路的历史。

  中国农村改革30年,绝大部分地区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召开“农民创造与农村改革”全国研讨会,总结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和缺憾,非常必要。正视农村改革30年暴露出来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探讨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是各级党委政府深化农村改革工作中的内容。我认为农村改革30年后,亟待解决有——

  七个隐忧

  一、少数乡(镇)干部占山为王,暴虐百姓的问题。

  用占山为王形容下新镇连续几任主要领导目无法纪,顶风违纪,欺压百姓,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一点也不过分。我组有位村民关注农民疾苦,了解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抗争。1999年为当地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上访省城,好不容易见到了当时的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远志,黄远志和省长蒋祝平在这位农民的上访材料上有批示,责成黄梅县纪委,县教委纪委查处,尽管纪委黄书记和省长有批示,黄梅县纪委和教委纪委还是向省里写了份假报告,报告称“乱收费部分已退还学生家长,乱收费责任人分别给予了处分”实际上这是个弥天大谎,乱收费部分没有退还学生家长,乱收费责任

  人不但没有受处分,而且还升了官。我组的这位村民,为农负担问题信访、上访百余次,因官官相护,未能解决。2001年春节,这位村民自拟了一副与众不同的对联贴在门外,上联,“江朱李三令五申治三乱”,下联,“()()()一意孤行乱收费,”横批是,“岂有此理”,理字是横着写的。此联一语中的,许多十里八村的农民特地赶到我组欣赏这副对联,明白人一看这副对联,都会会心的笑了,就口头上为下联三个括弧里填上了“县镇村”三个字。因为这一幅对联,当年夏季清收时,清收班子也“回敬”了这位农户。此事暂搁下不表。2001年3月,本县杉木乡在农民备耕时向农民“春征”,规定每人50元,桂畈村一农妇被逼服毒身亡。时年六月初,黄梅农村的夏收已经结束,刚走马上任的下新镇党委书记,在下新镇夏季清收工作动员会上,公然运用杉木乡经验,在会上创造性的提出用“不怕告状,不怕逼死人,不怕受处分”(三不怕)的精神指导清收,下新镇连续多年都是用铁的手腕清收,这次有镇党委书记的尚方宝剑,一时间下新镇黑云压顶,近乎白色恐怖之中。这次清收,镇党委、政府七站八所工作人员倾力出动,组成若干个清收班子奔赴各村督战,各村以村为单位,组织村组干部,请来几个混混,挨家挨户清收。清收班子规定农户除缴清本年度半年的各项税费外,还必须缴清历史欠款。有钱出钱,没钱给实物。下新镇农民食用油都是靠种油菜收获菜籽榨油厂兑换。请收班子进入农产之后,逼着无钱交纳税费的农户用准备兑换食油的油菜籽抵扣,而且抵扣价低于市场价,不愿给的农户,清收班子一哄而上就抢,油菜籽不够,抢口粮;口粮不够,搬家具;再没有,牵牲口。我组那位写怪联的农户,当时在省城打工,清收班子不顾其家属阻挠,抢走用于换油的300多斤菜籽后扔下几句狠话扬长而去,“你男人不是写对联攻击我们乱收费吗,今天我们光天化日之下抢,你去告吧,告也白告。”邻村一位名叫桂春牛的原村干部,老党员,看不顺眼这帮土匪,大门紧锁,下地干活去了。清收队伍撬开门锁,抢走实物。各个村民小组均有村民遭到清收人员拳打脚踢;煽耳光,打嘴巴之类的“伺候”。清收人员所到之处,村组干部用清收来的钱大鱼大肉,好烟好酒招待,村民敢怒不敢言。下新镇用“三不怕”精神指导清收,“战果”辉煌。清收结束,下新镇召开庆功大会,表彰打咂抢有功人员,奖励标准最低500元,还有的“火线”入党。表彰会结束,各村组干部用清收来的资金去庐山等周边旅游景点放松几天,胡吃海喝看风景镇里主要干部、各村支部书记共30余人,则打着学习“三个代表”的旗号,去北京、张家界旅游,人均花费农民血汗钱5000余元。

  我组那位在武汉打工的农友,根据家人和当地村民提供的情况,在武汉给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写了一封信。2001年7月3日,新华社记者专程来下新镇暗访,记者离开县城进入下新辖区,得到消息的一位骑摩托车在公路上转悠的副镇长,发现一辆挂有省府牌照的高级轿车进入下新镇地段,立即跟踪,并通知镇派出所出动警车与鄂O牌照的车保持距离,紧随其后。记者进入曹牌村接触了几位村民,村民大吐苦水,实话实说。记者暗访没多久,遭到闻讯赶来的村书记、镇长、书记的“热情”堵截。记者问该村农民负担多少,该书记谎称按政策收,记者问是不是上门清收,该书记说农民自己送到村委会。记者离开黄梅后,给我组那位农友打来电话,告知这农友反映的情况属实,表示他会将相关情况向国务院汇报,并称“省主要领导已关注此事”。新华社记者走后,为防记者暗访,为防省市领导检查,为防镇、村民捅漏子,县城通往下新镇各村的路口每天都有村干部严防死守。同时,公路两侧村庄的村民都在被村镇干部一一贴了“封口胶”。规定凡有人来了解农民负担问题,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农民负担的标准只能讲少不能讲多,规定不能讲抢东西,不能讲打人,谁讲谁负责。下新镇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点,该书记先后两次找搬动新华社记者的农友谈心,以关心为名,授意镇政府减免该农户政策规定以外的收费,授意民政部门给该农友一定数额的资金;本县某派出所所长,与这位农友熟悉,开着警车登门做工作;本县某局局长,20年前与这位农友家人共过事,也找上门来公关;县法院院长与这位农友爱人同

  姓,娘家邻村人,也被上级安排出面做工作;镇里一位副书记,与这位农友的朋友有特殊关系,数次上门做工作,承诺个人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复,绝对不要管其他农民的事。顺便提一下,1999年至2001年间,经县、镇主管领导同意,这位敢于维权的农产,虽然没有为当地村民讨回公道,但还是为自己免缴了不合理负担4800余元。记者走后,下新镇重新向农民填发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民负担卡。省、市两级工作组先后两次来到下新镇检查农民负担整改情况,工作组所走访的农户,都是镇村干部提前训过话的农户,当着父母官的面,接受调查的农户不得不违心地按照领导编导的数据向检查组汇报。2001年,通过“整改”的下新镇农民负担,一如既往,一分也没有少。

  本次研讨会的征文启事,要求参与者写写我村30年变迁中最重要的一起公共事件。上述这段文字叙述的是下新镇政府2001年夏收结束时顶风加重农民负担,用“三不怕”精神指导清收的问题。为进一步说明乡(镇)政府,乡村干部占山为王的问题,再举一例发生在税费改革之后顶风乱收费、乱摊派的问题。

  我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2年全面铺开,2003完成。按照省府有关“水费”文件的规定:水费,指的是水利工程水费,谁出钱谁收益。黄梅县有三大水库,水库已有20多年没有向下新供水,镇政府也未出资为农民兴修水利和抗旱排涝设施,农民种田靠天吃饭,靠老天下雨,靠池塘蓄水灌溉农田。分田到户后,尽管水库没有向下新各村供水,但镇政府每年都向农户摊派水费。税费改革前,每年每亩30元,税改后每年每亩十几元。2003年年终,全镇所有村水费都由各村组干部经手交清了,唯独我组组长(给温家宝写信的农民)敢与镇政府口q板,严词拒绝当年镇政府下达给罗岭村收缴水费的任务,僵持之下,2003年罗岭村村民缓交水费。2004年底,下新镇不顾农民强烈反对,继续顶风向全镇农民摊派水费和集资修路款人均50元,用于下新镇通往独山镇一条通车20余年的县级公路拓宽改造工程。修建县级公路,不得向农民集资,这是有关文件明令禁止的。一位蹲点罗岭村的副镇长在我村村组干部会上,要求各组组长必须完成镇政府下达的2003年2004年水费任务,集资修路人均50元的任务。我组组长在会上陈述省里有关文件规定,严词拒绝乱收费,那位副镇长成竹在胸,立马接招,“你想告吗?实话告诉你,你绝对告不进!”我组组长不信邪。先给省有关部门致函无果,最后自掏腰包,去省税改办、减负办上访,省减负办、税改办又叫他去黄冈市有关部门;去了黄冈市减负办,又叫他去县减负办。这位农友尝过“纠风办不纠风,减负办不减负,信访办成为收发办”的苦头。好在上访省城之前,给省老干局德高望重的离休老干李尔重(曾任河北省省委书记,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九十多岁)写了一封信带往省府所在地邮局寄出,请求将反映下新镇税费改革后继续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信转交给省长罗清泉、书记俞正声。李老收信后及时给我组组长回了一封信,告诉已将信件转交给省长,书记,他相信书记、省长会关注此事。李老还告诉这位农友,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有需要,他可以把农民的来信亲自转交给省里任何一个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这位组长至今保留着李老的亲笔信。

  在李老的帮助下,我组组长反映的问题引起俞书记,罗省长的关注。省督查组赶赴下新调查后认定:一、下新镇连年向农民摊派水费无政策依据;二、修建县级公路的集资是错误的,应将所收款项退还农民。省督查组走后,罗岭村1000余村民两年的水费和人平50元修路款全免了,其他村两项收费一分没退。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下新镇2001年夏季清收问题,2004年继续乱摊派问题的责任人,上级机关应当给予处分。天高皇帝远,有什么办法呢?现行体制难以改变某些乡镇干部占山为王暴虐百姓的恶习;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改革乡(镇)主要干部、村书记由上级机关的任免机制,废除乡村干部终生制,建立竞争机制、聘用机制,民选乡(镇)主要干部、村支部书记是民主操练的最佳途径。

  二、恶人治村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是村一级的自治组织,村主任应由村民直选。2003年底,全省进行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罗岭村相邻的黄荆村村主任就是伪造选票上任的。另一个邻村,因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石灰石资源,非法采矿非法洗矿遍地开花,村主任是个肥缺。去年年底该树换届选举时,一位在黑道上混了多年并且发了财的混混,选举前给选民派红包,直接要选民投票。不仅仅是下新,全县不少的村官都是这样上任的。税改前,下新镇为了压服拒绝不合理负担的村民,培养了一些恶人治村,村主任如此,有的村书记也是如此。下新镇有一个恶人治村十余年的典型。前面讲的曹牌村,是全镇最穷的,负担最重的一个村。该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税改前年人平负担400—500元,干群关系紧张。为了改变曹牌村的被动局面,1997年,镇党委选用了恶人治村这一招。该村一位因强奸妇女的恶棍,利用金钱打通关节,被判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被当时的乡党委任命为代理党支部书记,这位非党服刑人员代理支部书记,刑满之后当地党组织立即吸收入党。省有关规定,不得实行,两田制,该村按人均0.4—0.5面向村民分得人口田,其余面税由他向外发包,该村村级收支账目混乱,从不向村民公布,村民掌握其大量的贪污证据,联名上访县、市、省怎么也撼不动这位翁姓的“不倒翁”(该村村民有的穷得连自行车都买不起,这位村书记靠捞起来的钱早就买了私家车)。周咀村是个滨湖村,有相当数量的湖田没有计入计税面积,每年由书记以高额租金向外发包,湖田即是该村的小金库,也是书记的金库。该书记贪污公款十几万,村全体老干,老党员多次组织去县里请愿,去市里省里上访数年,好不容易将这位书记拉下马,由于上级庇护,该书记仅接受免职处分,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金星村有丰富的高品位铁矿石资源和村办砖厂,属于红旗村。村书记为了满足上级某些官员的私欲,擅自将村办砖厂的砖和村集体财物送给县某部门干部和乡干部,任意挥霍公款、贪污公款造成该村损失100余万元。该村会计汪玉堂根据掌握的证据,举债数万元向县、市省告状已十年该会计(已被革职),公安机关仅依

  法将贪污7万元公款的村出纳判刑,支部书记则稳若泰山。2006年书记指使儿子殴打举报人,打人的理由,就是教训汪玉堂不该告状。

  村、组债务问题

  村级债务,村民小组债务是税费改革的一个遗留问题。税费改革时,省里统一规定村组债务一律暂时冻结。政府应该寻求一个稳妥的办法化解村级债务,村民小组债务。

  村组债务数额惊人,就下新镇而言,没有负债的村很少,仅找村负债就多达100余万,是闻名遐迩的百万穷村。我村各小组欠农户,农户欠小组,一般都在3万元左右。罗岭村前任书记1984年上任,1999年卸任,工作主5年,如果不是组织任命,这位书记早就被老百姓“炒”掉了,这位书记上任时村里还有几万元存款,上任后,在大办村企业的热潮中,贷款20余万元,盲目建起了一家小型砖厂,砖厂投产后一块砖也卖不掉,20多万钱打了个水漂,随后又贷款数十万办起了一家水泥纸袋厂和一家水泥粉磨站,经营了几年,承包人发了,村书记肥了,企业倒闭了。农村改革30年,什么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理财在下新镇纯粹是空话。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1999年由村民代表参与清理了村96、97、98三年的村里收支账目。清理结果,每年村里招待开支5—8万,送礼开支少则几千(98年),多则几万,据知情人介绍,96年以前,村里每年的吃喝开支均在10万元左右,像罗岭村这样因管理不善而债台高筑,这个债由谁买单?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小组债务更为复杂。我组税费改革时,村民欠小组总计3万余元,小组欠村民的亦有2万余元。村民欠小组的,有的是长期外出打工经商的;有的是无力承受沉重的农民负担,无力偿还;有的是拒绝不合理的农民负担。总体来说,欠小组的,绝大多数属于不合理的农民负担。小组欠村民的有三种情况,一是我组前几任组长善于跟风,每年都能设法完成小组交给村、镇的农民负担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二是那时粮食部门收购农产品,都是打白条,结算由村组出面;三是

  清收时强迫农户多卖,承诺年终多退少补,结果多卖粮多卖菜籽的种田大户都吃亏,他们卖粮,卖油菜籽的款都被村组代其他村民交纳农民负担了。由此可见,化解小组欠村民的债务,很难寻求一种比较合理解决的途径。

  四、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治安是我县税费改革后一大热点问题,农村更为突出。国家投巨资进行的农网改造成果遭到严重破坏。2003年,下新镇比邻的独山镇郭大村,下新镇长岭村用于灌溉的高架裸铝线连同变压器全部盗走,损失2万余元;找村7组、6组、2组用于农业用电的专用裸铝线线路悉数被盗,损失超万元;我所在的罗岭五组损失最大:04年农网改造时架设的价值3000余元农业用水供电线路连用抽水机一夜之间没有了;我组农业用水离不开电,05年村民自等资金架设的线路包括一台电动机同时被盗;我组为了解决池塘淤塞,增加蓄水的问题,04年货款1.6万元从江苏购回大型抽塘泥机组,06年5月,该机组的主要部件被盗,04至06年三年时间,我组集体财产被盗损失超过万元。

  农村偷鸡摸狗,撬门入室,盗窃财产案例,每年每个村民小组都发生多次。窃贼手机联系,专车接送,团伙作案,通常是一个村民小组一夜之间有多户村民被盗。农村习惯家家养鸡,往往十几只、几十只鸡一个晚上被逮个精光。偷盗猪、狗、牛、羊时有发生。每个村民小组每年被盗损失都在数千元以上。

  面对屡屡发生的盗窃案,派出所工作人员不以为然,坦言全县破坏农网改造成果,盗窃农业用电设施是普遍现象,全县各乡镇都有发生。村民财产被盗,集体财产被盗,案发后村组和事主一般都会及时报案,派出所接警后到现场走马观花地看一看,简单地做一下笔录,既不立案,也不破案。

  破解治安乱局,保护一方平安是公安机关的天职,深化农村改革,提高执警为民的能力尤为重要。

  五、环境与水土流失问题

  黄梅县境内的下新、独山、黄梅、杉木(乡)三镇一乡的山体,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石灰石资源。在重经济、轻环保的错误发展观指导下,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矿区,经历二十几年的个体无证采矿、洗矿、选矿、炼铁的破坏,矿区环境恶化,空气质量极差。国家明令关闷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小型炼铁厂近几年在矿区遍地开花,拿着炉料公司执照专门生产馒头铁的厂家排放的有害气体、废水、粉尘,严重影响矿区及周边村民的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我组北面有一座东西走向长度不足一公里的山体属村级所有,多年的石灰石开采和近几年蜂拥而上的铁矿石开采、洗矿、选矿业主的介入,山体植被全部破坏,我组成为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我组村民每天在上方一家小水泥企业和一家小炼铁企业排放的令人窒息的气体、粉尘废水、废渣中生活。近年来,有两位中年村民被肺癌夺去了生命,数位村民殁于胃癌,食道癌。

  我组祖祖辈辈种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靠老天爷下雨和来自山上的雨水进入池塘蓄水灌溉。山体植被没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也遭到严重破坏。每逢大雨暴雨天气,山上的泥浆水就直奔我组的池塘。水土流失,池塘淤塞,我组为此付出的代价在全县矿区绝无仅有。10年前,我组花了2万余元租用挖掘机对两口池塘进行清淤,因为堆积淤泥还毁了3亩农田,现在,这两口塘的淤泥分又有1.5—2.5米深,亟待清淤;2004年我组贷款1.6万元从外省购进大型电动抽塘泥机组,清理了另外两口池塘淤泥,包括人工工资、电费,开支2万余元;2005年小组又花了近万元清理一口塘淤泥,仅3年时间,这口塘又被山上冲下来的泥浆填满了,先后仅11年时间里,我组因水土流失的危害,清淤开支多达5万余元。因池塘淤塞,影响蓄水,导致农作物干旱缺水,这个损失更大。

  2003年前,我组数次向县环保局投诉污染问题未果。

  2004年春,我组组长向省水利厅投诉,上访县水利局水土保持站,上访县人大主管农业的领导,要求治理水土流失,斩断祸水、赔偿损失、还我水资源,县水土保持站行政不作为,不予处理。

  我村7组因来自山上的泥浆水冲积,池塘蓄水减半,有一半农田已变成旱地。

  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矿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大同小异,农民盼望水利部门依法行政,彻底解决矿区水土流失问题。

  黄梅三镇一乡矿区内星罗棋布的采矿矿点,不计其数的洗矿、选矿矿点,每个矿点都在农田保护区的上方用泥土筑起一个容积10万立方米左右的泥浆池子,偌大的泥浆池如同扣在山下农民头上的泥盆子,害苦矿区农民。

  环境问题的严竣性已经引起国际社会、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各级政府下达的硬指标,治理水土流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黄梅县政府、矿区三续一乡政府再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了。

  六、农民负担隐性反弹问题

  税费改革前,下新镇每年向农民下达的各项税费多达20余种。这几年我每年都回去几次,农民反映的几种情况值得注意。

  (1)税改前,农民办红白喜事,逢年过节自养自食生猪,省有关文件规定每头收屠宰税10元,下新每头收100—200元不等。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农民办红白喜事杀猪,至少要收100元屠宰税。

  (2)计划生育罚款。税改前,对于违反计生政策的村民罚款部是由乡(镇)、村干部上门罚款,罚款应该给正式票据上缴财政,可是计生罚款,村民只收到白条或普通收据,现在的计生罚款方式还是老一套,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天知道。

  (3)税改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改善了,大部分村民已购买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了。农民不明白农民用的摩托车应不应该办证收费,但农民请政府为农民摩托车收费网开一面。今年春节期间,黄梅县电视里滚动播出农用摩托车收费通告,新车办牌照、行驶证、养路费办证包干300余元,旧车每年养路费100余元,由各村各乡镇收取。这是一笔不小的收费,这笔钱入了哪个部门的账?不知道。农民希望,交通部门,政府部门不能盯到农民摩托车就打主意,政府应出台政策,对于农民摩托车少收或不收这个费那个费的。

  七、生产资料暴涨,农产品价格偏低,农田抛荒种田不如打工的问题。

  我于5月上旬回老家一趟,邻居告诉我,种田划不来,去年60元一包的复合肥今年卖90元一包,其它肥料、农药跟着涨,现在的农产品价格虽有小幅调整,但被生产资料涨价和用工成本增加抵销了罗岭村80后青年无一在家种田,除了少数考上大学,毕业后跳出农门的,大多数靠本地打工,外出打工养家糊口。打工月收入1000元左右,虽然不尽人意,但比种田收入还是稳一点,轻松一点。现在下新境内,不管走到哪里,农田很少有人愿意承包,抛荒现象严重。我组40多户人家,10多户外出经商打工,在家农户大多数宁可在家门口打工买米吃,也不愿种田。仅有一户村民为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承包了几十亩田。这位农友告诉我,“生产资料猛涨,粮食价格偏低,夫妻两人没日没夜地忙,农忙季节还得请零工帮忙,过去请零工30元一天,现在70—80元一天,还要包吃。”他打算孩子毕业了再不包田了。

  我组农民不愿种田、农田抛荒,种田不如打工的问题,虽然不能代表全国,但至少可以代表全县。笔者认为,现行的农村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不能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建言国家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适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切实解决耕地抛荒问题,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用水问题。无农不稳,国家要充分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要让农民种田的收入高于打工收入,让广大农民都富起来,这就说明农村政策到位了。

  三个期盼

  一盼政府继续实施“输血”“造血”工程

  农村改革的30年,发达地区的农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农民还需要三农问题的专家深人调研,在国家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出台惠农政策,在继续实施输血工程的同时,还要实施造血工程。

  据媒体报道,国家仅拿出不到全国一年的车辆购置附加税,就实施了全国乡(镇)村级道路路面硬化工程。下新镇村级公路国家投入资金,平均每个村级公路补贴金额20—30万元。建议国家为增强农业的后劲,为农村的水利工程输血,造血。人民公社时期,黄梅县独山区组织独山、长岭、麻岭、兰岭四个公社数万农民用农业学大寨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苦战几个冬春,兴建了一座中型水库,这座水库在矿山开采中因采矿、洗矿、选矿的淤泥堆积,几年时间就填平了。罗岭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发动村民奋战几个冬春建起了的一座水库因矿区的水土流失早就毁了。现在农村年轻力壮的基本上都外出打工,留守种田的大都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再不可能像分田到户之前那样,组织他们去兴修水利。黄梅水库灌区以外的乡镇农业用水,基本上同下新镇一样,靠天下雨,靠池塘蓄水灌溉。人民公社时期,各村民小组每年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劳力挑塘泥,一则清淤,二则施肥。1981年以来,黄梅农村再见不到挑塘泥这个场面了。各小组池塘淤泥一般深达1米以上,蓄水量锐减。假如租用挖掘机或其它机械清淤,一般池塘均在1—2万元,面积较大的要得3万以上。90%以上村民小组,根本没有这个财力。因池塘淤塞、缺水,不少小组有一半农田改种旱地作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议国家再拿出全国一年的车辆购置附加税,帮助南方农村池塘清淤,这可是南方农村望穿秋水的造血工程。从长远利益考虑,如果国家跟据各地实际,拨款帮助农村兴建中小型水利工程,当然更好。

  二盼国家建立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节能减排的行政首长为负责制、问青制,省级政府要追究县一级环保局,水土保持站,行政不作为的责任,切实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水资源造成水土流失谁买单。

  三盼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议国家增加新农合的投入,切实解决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的问题。

  国家公务员,城里退休工人,农村里参加工作的退休工人离退休有退休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上了年纪的农村老人则没有这个待遇。实行计划生育,许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农村孩子,成家立业后,除了抚养孩子之外,还要赡养四个老人,生活担子太重,生活压力太大,改革开放30年,国家富强了,建议国家按照工人的退休年龄给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农民发放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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