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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30事:1993年粮票谢幕

2008/12/11 16:13:40 [稿源:南方网] [作者:] [编辑:胡蓉平]

  “全国粮食改革可以说是广东逼出来的,广东的改革,是从‘乌龟王八’开始。”亲历粮价放开全过程的董富胜回忆起广东在粮食改革的历次突破,语带诙谐。1979年起,广东率先取消乌龟、王八等水产品的奖售粮,1988年广东就曾设想将粮价全面放开,但未获中央的同意,于是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1992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一度引发全国震动。十四大召开后,董富胜心里的石头放下。1993年,号称“中国第一票”、“第二货币”的粮票终于完成其长达38年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70年代,知青回城相遇,热情相拥后,都想坐下来叙一叙。一个问:“边个有‘兵’?”另一个问:“边个有‘钢’?”

  这样的场景,曾经是年轻人饥肠辘辘的青春期最深刻的记忆。要想找个小食店坐下来,就一定要有“兵”(钞票)和“钢”(粮票),两者缺一不可。但让人尴尬的是,手里有“兵”却无“钢”,朋友们只能面面相觑。

  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每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都难以忘记,以粮票为代表的种种票证,如同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变革在1993年的春天。4月1日,国家提高粮食订购价格和销售价格,5月10日,京城粮油价格放开,号称“中国第一票”、“第二货币”的粮票终于完成其长达38年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至此时,很多人方发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早在一年前已实现了粮价放开后的平稳过渡。

  1993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第一年。时任广东省粮食局局长的董富胜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狂热躁动的一年,人们谈论更多的已不是粮票布票,取而代之的是烫手的股票,那一年,春运热在悄悄地升温,不再受制于“粮食关系”的百万农民工登上列车来到南方,那一年,粮食在增产,物价在升温,全国各地一片投资热情,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恐慌。

  图:上世纪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打工妹和打工仔。粮票的取消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静悄悄的过渡

  事实上,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粮票的日渐式微已在改变生活。

  1993年3月,这一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早,全国“两会”召开,这一次大会上,代表委员们就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会议用餐不再需要缴纳粮票。

  代表吴晓梅至今还记得,荷包里攥着的粮票一直不敢扔掉,虽然广东省取消粮票已经在更早的一年前———因为担心政策有反复,如果又“变天”,那一家人就只能饿肚子了。

  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正式写进国家《宪法》。仿佛一夜梨花开,从5月1日起,除了北京外,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

  新时代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在此前的一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后,人们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新的文化、新的习俗正在急速形成,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 先生”和“小姐”的称呼在消失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生活中;股市上,飞速变化的行情令人心惊肉跳,高速公路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城市间,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

  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了一组漫画,配写的说明是这一年中国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中大部分与经济活动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事实上,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粮票的日渐式微已在改变生活。人民日报记者龚雯曾记录了他对北京取消粮票后1个月的观察,粮价放开后的市场是这样的静悄悄:

  其实,北京市民早已买上质优价宜的议价粮油了,有的家庭用粮票去换蛋换锅换袜子。朝阳区红庙居民陈雁群说:“粮价放开是早晚的事,如今大米6毛0.5公斤,我们家又从不糟蹋粮食,1人1月最多5公斤,要不了10块钱补贴,基本没啥影响。”

  自由市场的粮食摊档又平添几分色彩:黑紫米、黄米、江米、银粘、绿豆、红小豆……甚至有泰国香米和广东丝苗米。小庄农贸集市的“米老板”赵师傅说:“头些年是‘两白一黄’打遍全城,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流动米贩依然走街串巷,“提篮小卖”,他们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态度也更为殷勤。

  粮食产量的提升为这一年全国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平稳过渡已经提前开路。据当年的报刊记载,在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稳步提升,1993年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达到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而在早已实现粮价放开的广东,1992年粮价放开后,广东粮食生产也出现了快速增长,5年之后的1998年,广东粮食产量达到400亿斤,为历史的最高水平,而这一数字却是在播种面积同比减少了近四成的情形下取得的。

  粮票,沉重的回忆

  小品演员陈佩斯在回忆当年自己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时,更曾直言,“受了那45斤的粮票的诱惑,最终‘混进’了文艺队伍。”

  在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父辈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1953年,新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谓的统购统销,是指国家以补贴的方式,以统一的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以统一的低价在城市进行销售。这种米价在当时俗称:平价米。

  作家卢跃刚的《大国寡民》一书中,曾介绍一段鲜为人知的背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缘起于1953年的粮食危机。1953年是我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当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这一年,屋漏偏遭连夜雨,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农民与政府争粮,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这让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 挑了一担炸药!”

  在八种备选方案中,政策的制定者选择了最为严厉的“统购统销”,这项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化的做法,在当时对稳定经济建设大局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留下后患: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城市的居民也只能长期吃着按定量供应的三级籼米,对政府来说,购销倒挂扭曲的机制带来的是财政上沉重的负担。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就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中国几亿人口,在此后四十年中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1993年,粮价放开后的一段时期,不少地方建立起粮票博物馆,当温饱不再是难题时,追忆粮票的故事似乎成为一种流行。

  “机关干部每月30斤,体力劳动者45斤,学生35斤,居民28斤……”三四十年后,广州市党史办的黄穗生对每月的定量数依然清清楚楚,他尤其难以忘记,年少时期他们家这个“东莞驻广州办事处”每遇乡下亲戚光临,母亲都要对着黄皮黑字的粮本头疼不已。直到有一天,黄的哥哥实在忍不住了对亲戚说,“下次你们进城能不能带上粮票啊?”

  在那个时代,没有粮票就无处买粮,农民靠生产队的工分领口粮,不像城里人分粮票,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多一张吃饭的口,其他人到月底就只能饿着肚子了。

  这个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有些人家,父亲去儿子家吃饭,可不掏钱,但必须掏粮票;那时缝纫机票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的,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跟中奖了一样兴奋。小品演员陈佩斯在回忆当年自己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时,更曾直言,“受了那45斤的粮票的诱惑,最终‘混进’了文艺队伍。”

  对于粮票的习惯性依赖,一直持续到90年代广东取消粮票后,黄穗生记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老母亲藏着的厚厚粮票还不敢扔掉,粮票取消了,但饥饿的记忆却永不会淡去。

  图:“30年前啥模样?”2008年11月14日,两位女孩正在青岛市档案馆参观粮票展览。

  突破,从广东开始

  “全国粮食改革可以说是广东逼出来的,广东的改革,是从‘乌龟王八’开始。”董富胜回忆起广东在粮食改革的历次突破,语带诙谐。

  民以食为天。旧体制突破的口子,是从这个一直被视为经济领域最大“禁区”中一点点撕开。

  1978年,当小岗村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屋里,分掉了共同拥有的517亩土地,他们并未想到,当初为填饱肚子的“歃血为盟”,迈出的正是中国粮食改革的第一步;80年代初,广东的领导层试图放开部分物资统购统销价格,即使是2分钱的火柴升价1分钱,也被冠之以提价50%的“罪名”而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他们也未曾预料到,10余年后全省的粮食价格放开可以来得这么快。

  “全国粮食改革可以说是广东逼出来的,广东的改革,是从‘乌龟王八’开始。”2008年的今日,董富胜回忆起广东在粮食改革的历次突破,语带诙谐。董富胜曾任广东省粮食局局长,广东发改委副主任,如今已经退休,仍担任着国家粮食专家顾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省粮食协会会长的职位,在粮食系统工作40多年的他亲历了当年粮食价格放开的全过程,并参与了政策层面的操作。

  据他介绍,1979年起,广东在全国率先缩小统购统销产品范围,取消涉外饭店的统销,粮油改为议价供应,乌龟、王八等水产品的奖售粮取消;1984年,在深圳特区放开粮油价格,但范围仅限于特区,连宝安这些关外区域尚不敢推行;1985年,推行粮食购销价格联动改革;1988年,率先放开食油经营;1992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

  物价闯关之年食油价格的放开,一度引发全国震动。原来1斤食油1块钱,市场价马上飙升到两三块,在价格飙升的同时,群众不明白,为什么改革一定要以涨价为代价?

  事实上,从深圳试验粮价放开,来自各地的责难声就开始了。告状信寄到中南海,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到1992年粮价全面放开,责难更多,广东周边一些地区面对高粮价的广东,甚至采取行政措施不让产区的粮食进入广东。有的规定旅客进入广东,所携带的粮食不得超过15公斤。

  “其实88年广东就曾设想将粮价全面放开,但未获中央的同意,于是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董富胜说,广东历来是一个缺粮的省份,粮食价格放开后,省长或是秘书长带队带着外汇或是化肥、白糖等“硬通货”,还能收到一点点成效,后来再去,对方直接问“唐(糖)同志来了没?”广东的领导愣是想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提心吊胆,生怕会出问题,但改革之路已经不可逆转。1992年,广东粮价放开后,董富胜为广东13年放开粮食经营之路进行梳理,撰写了《大胆的尝试,深刻的变革》一文在《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此文现在看也许平淡无奇,当时却如平地惊雷,又招致一场非难———“广东又在带坏头了!”此时,离十四大召开尚有5个多月。

  董富胜至今还记得1992年粮改前,广东向中央上报了《关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请示》,当时国家派工作组专程到广东进行调研了解情况,双方还开展一场辩论,但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后董富胜只好对一位部委领导长叹一句,“存在决定意识,你没有存在就没有意识,你的存在是北京,我的存在在广东,所以有差异,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是螃蟹总是要有人先吃的!”

  这次辩论后,中央采取了灵活的方法,同意广东改革作为先行试验田,但中央财政对广东粮食的补贴分三年收回,也就是说,广东要“自费改革”。

  1992年4月1日,广东实行“收购、价格、调拨计划”三项全放开。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此时,董富胜心里的石头放下。

  入城潮,涨价潮

  与粮价同时放开的是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虽然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今天仍是难题,粮票的取消事实上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1993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第一年。

  这一年,春节来得格外早,1月23日,农历癸酉年春节。在除夕的荧屏上,人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主持人。

  伴随1993年春节到来的还有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各大铁路枢纽挤着成千上万的旅客,这一年,元旦、春节在同一个月,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南方周末》有这样的报道,1月2日到达北京的164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70多人。

  这一年,与粮价同时放开的是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虽然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难题,粮票的取消事实上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关系人只能限定在某具体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而在长达40年的历史中,农民们并没有“粮食关系”,没有粮票到了城市等同于没法吃饭。

  票证时代一去不复返,沿海地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民工潮的出现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奇观,更是中国铁路部门面临的新苦恼。

  这一年,也是剧烈变革的一年。

  1993年市场经济目标刚刚确立,以至于经济形势在接续1992年的兴奋时出现了通货膨胀,而由于价值规律的回归,粮价开始实现应有的价值。到 1993年岁末,不少市民发现,市场粮价在直线上升,由南至北,迅速升温,优质米的价格普遍上涨1.1-2.0元/公斤,普通大米价格也上涨 0.8-1.0元/公斤,其他粮食的价格也相应上涨。

  让农民感受更深的是“打白条”,收购季节,地方政府却因资金拮据掏不出钱来。钱都哪去了?国家统计局1993年公报显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1829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50.6%.这其中,大量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转移或拆借。

  全民经商热悄悄地席卷了全国,由投资热引起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一度引发不满之辞,当时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宏观调控之手在介入。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

  进入6月,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越来越严重。江泽民总书记6月2日在讲话中的用词是“萌芽状态”,15日是“矛盾和问题”,19日则进一步强调“突出矛盾和问题”。朱镕基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银行开始把发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到7月底,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 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粮票回潮?

  在1993年粮食价格放开之后,粮票在局部地区却遭遇过两次典型的回潮。走在改革最前沿的广东,是未恢复粮票的少数省份之一。

  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并不等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帆风顺。由于粮食商品的特殊性,在1993年粮食价格放开之后,粮票在局部地区却遭遇过两次典型的回潮。

  粮价放开不到1年,1994年1月1日,江苏昆山市率先在全国恢复使用粮票,紧接着江苏苏州、常州、南京等地市,安徽芜湖、寿县等市县,辽宁沈阳、大连等主要城市,湖南湘潭、黔阳,四川甘孜自治州,河南安阳、南阳等地也都纷纷印发粮票。

  据统计,到1994年年底,全国有100多个县市恢复使用粮票,到1995年,恢复使用粮票、粮本、粮卡的地方更多。其使用期长者几年,短者几个月,直到市场粮食价格平稳后才取消。

  回顾这场粮票回潮,现在共识的观点是由年末全国性的粮食涨价和许多地区群众抢购粮食而引发的。从1993年年底到1994年春夏之交,粮油价格持续上涨,国家甚至组织抛售专项储备粮25亿公斤,储备油3200万公斤,但价格平抑并未收效,重新发放使用粮票成了最后一根救命草。

  但董富胜对此并不认同,“粮食改革首先是生产,然后是流通体系,再次是市场体系,最后是应急保障体系,可惜的是,1993年全国粮价放开,很多省份对最后这点认识不足。”

  走在改革最前沿的广东,是未恢复粮票的少数省份之一。董富胜说,这与当时广东的做法有关,在1992年广东放开粮食经营后,同时建立起的是省、市、县三级地方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1994年,广东实行订购粮保护价收购,直至2003年,开始建立粮食应急机制,这些配套的制度在危机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2003年初,非典和美伊战争传言四起时,广东同样经历着一场波及全省的抢购大米风潮,2月13日凌晨,省粮食局下令让全省国有粮食企业不得提价、敞开供应,“要多少给多少”,作为粮食局局长董富胜向媒体通报:“广东储有半年粮”。翌日中午,抢购风潮平息。五年之后,这位老粮食人说,“这个数字是经过核算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和完善的应急机制,我绝对不会那么有底气。”

  粮票的第二次回潮是在1996年之后。与1994年的火烧眉毛所不同,这一次的“粮票”回潮,无论从政治色彩还是经济地位上看都淡薄多了,如上海市的“绿色粮卡”、北京市的“帮困粮油卡”、大连市的“城市困难职工粮油代购券”、本溪市的“低收入居民补贴粮油供应票”、太原市的“粮食供应优惠卡 ”,单从名称上可知这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方式。

  一本粮簿、一张粮票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可以轻易恢复使用,但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国民经济各个角落的今天,要想借用粮票重新起到平抑粮价、满足供应的“主渠道”作用已经不适宜了,也不再有此必要了。

  一个有趣的细节可印证我们时代的变迁:1991年淮河太湖流域特大水灾,当年9月至12月全国各地捐赠款物中,光粮票就有1181091.8斤,时光来到2008年,50年一遇雪灾袭来,人们再次捐出爱心,这次,粮票的影子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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