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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现历史

2008/12/15 9:16:42 [稿源:潇湘晨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1997年11月10日,股市缩水,香港市民们拥挤在亚洲国际银行外等待取款。资料图片

(1997年11月10日,股市缩水,香港市民们拥挤在亚洲国际银行外等待取款。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方兴实习生赵双林
  
  香港报道
  
  对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探索而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力堪比苏东剧变的重大外部事件。
  
  进入21世纪后,这类重大外部事件还有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先是社会主义国家被冲击,接着(亚洲)第三世界国家被冲击,然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受冲击。近二十年来,中国周围的世界已全然变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转型。不过,随着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切实依靠国内市场谋求发展的战略任务被稀释了,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不得不再次拾起10年前的战略。
  
  这说明,我们艰难穿越苏东剧变阴影之后,对“中国问题”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好,“中国特色”的定位与形象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展示。现在,世界历史正在中国层累地堆积起来。唯有不分城乡、破除条块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不分贫富、破除贵贱的均衡的公民社会,方能承载并消化这种既是风险也是机会的历史压力。
  
  下一个30年,继续在中国发现历史。
  
  2008年8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统计处当日公布信息:“今年5月到7月失业率3.2%”。这成为全港人的一支兴奋剂。这一数字创下近十年来最低水平。
  
  这一天,CEPA商机发展联合会主席郭志成在他的办公室里竖起大拇指,对本报记者连说三个“了不起”:“十年来,港人完成又一个华丽转身,如今抗金融风暴的力量和信心都在增强。”CEPA,即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郭志成顺手拿起一支铅笔,双手稍微用力,咔嚓一声,笔被折断。“没有祖国背后的支持,1997年的香港经济亦如此笔一样脆弱。”郭志成说。那一刻,他的眼光暗淡下来,恍惚回到了11年前。
  
  “那个时候市场上的炭供应不足”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大幅贬值。这虽然引起很大震动,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将要波及亚洲许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没有料到它的影响会扩散到全世界。
  
  事态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很快发生连锁反应,后又冲击到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香港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东盟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也于当年8月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波及。
  
  从8月28日(香港回归祖国第59天)起,港股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累计跌去2100多点,此后反复向下,低迷难振,10月下旬开始新一轮下跌。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苏伟文,回忆当年情形时仍然心有余悸:恒生指数从危机前的1.8万点直下至6000点!
  
  “危机前的失业率基本控制在3%到4%之间,但危机来了之后,全港失业率一下超过6%,最高时期达到7%。”香港总商会中国商务经理卢慧贤说,当时香港很多便利店都无钱雇人,老板只好自己当班,而餐饮业更是纷纷关门,大型超市裁员更多。
  
  位于弥敦道上的君龙酒店前台接待孔祥云小姐当年只有15岁,父亲在一家船舶公司负责机械操作。1997年11月22日,接到裁员通知的父亲,流着泪对他们三姊妹说,“你们的父亲无能”,他从此一蹶不振。姐姐失学,孔祥云的大学梦也成了泡影。
  
  “香港居民资本投放单一,除了股市,就是地产。”卢慧贤说,危机一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块投资,1997年10月楼宇价格普遍下跌10%至20%。
  
  郭志成清楚地记得:“当时在香港岛的金钟,写字楼每平方米的租价达到1000港币,小房型40平方米的售价是200万港币,每平方米合5万港元。”金融危机过去11年后,如今金钟一地40平方米写字间售价只有150万港元。
  
  香港九龙官塘伟业街附近,18层“新鸿基”办公楼是“1995年买的地”,“1997年开建就遭遇停工,直到2007年才开始完成地基下的工程,今年才开始建地面楼层。完全是没钱建的缘故”。联邦工业大厦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主席刘达邦,见证了这个企业的危机时刻。
  
  苏伟文提供的一份简报显示:香港楼价从1997年最高峰开始持续下跌,到2003年“非典”时期累计跌幅已达65%,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家庭10多万个。
  
  苏伟文说,他们当时做过一项统计,20%的炒房者成为“地产负翁”。
  
  “许多人炒房的资金来于银行借贷,破产之后只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一切。”苏伟文的一个朋友就选择了“烧炭死”:关闭所有的门窗,烧一盆炭火,氧气耗尽,一切都会结束。
  
  “那个时候市场上的炭供应不足,而出售炭的老板总会问一下买炭的人‘你想清楚没有’,然后才发货。”苏伟文说。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免费午餐”?
  
  香港地产泡沫也蔓延到了内地。上海陆家嘴地标性建筑——正大广场就是一个典型。
  
  为打造中国第一购物城,来自泰国的正大集团原先预计投资3亿多美元。其中,正大集团自筹1亿美元,其余的都来自正大集团与包括泰国农民银行、京都银行及中国银行曼谷支行在内的七家银行签订的2.05亿美元银团贷款。
  
  1997年下半年,提供贷款的银团中三家宣告破产,京都银行则被泰国政府接管,2.05亿美元的协议贷款仅到位6500万。在1997年6月动工后一年,正大广场不得不面临停工的命运。
  
  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浦东吃进大量土地的汤臣集团,当时几乎也被拖垮,许多土地无法交付土地出让金。
  
  即使位处内陆的湖南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危机的影响。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湖南出口市场的59%将受到直接影响,28%将受到间接影响。”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唐之享,1998年在《湖南经济》撰文指出,1998年1月-4月,湖南对港澳、东盟出口比1997年同期分别下降了8.11%和58.26%,湖南利用外资实际到位比1997年同期下降19%,其中东南亚国家下降74.5%。
  
  此外,湖南70%的承包劳务市场在亚洲国家,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新建项目减少,工程承包和劳务进口的需求受到抑制。1998年上半年湖南在东南亚约有5.3亿美元的承包工程合同推迟或落空。
  
  不过,由于中国金融行业未完全放开,危机传导渠道不畅通,中国经济整体上得以避免大规模地卷入金融危机。
  
  当时有媒体庆幸地说:“当中国终于迈出现代化步伐并积累危机因素时,外部危机已经爆发,中国离悬崖只差一步之遥,内外矛盾没有能够结合起来。是亚洲邻国为我们敲了警钟,交了学费,使中国能够止步、反思调整。”更有人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免费午餐’”。
  
  当时有人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之所以受冲击较小,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功于雄厚的外汇储备。1997年内地外汇储备余额达1399亿美元。
  
  金融危机反过来又推动了我国外汇储备的高增长。危机之后,外汇储备的首要功能发生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表述中,“增强对本币的信心”被放在了核心地位,而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则退居其次。在新的储备观下,外汇储备从过去的主要是拿来“用”的,过渡到现在的主要是给人“看”的。
  
  这次金融危机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分水岭,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自此发生质变,国家安全由领土安全向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延伸。危机过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这是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观点
  
  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历史上大的金融危机多在西方发生的状况。第一次不再是西方影响东方,而是东方也会影响西方(不论其损益所处地位)。国际上有人把它和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末全世界的两件大事。
  
  1998年5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有一场主题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观点”的研讨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丁宁宁博士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投资向亚洲大肆转移,欧洲货币紧缩,资本向外寻找出路,日元升值后,很大部分投向亚洲。“这是这次危机发生的主要外部原因。”
  
  美利坚大学兼职教授王碧君认为,“亚洲价值观受到以(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挑战”。美国前任大使张之香还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印尼引起了社会骚乱,印尼华人遭到袭击”。
  
  当时有一个背景,一些西方人别有用心地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到中国。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约翰·梅金曾说,1994年中国汇率并轨使“人民币贬值35%”,“这种先发制人的贬值……是导致亚洲今年出现严重问题的一连串事件中的第一件”。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刚反驳说:“这不符合实际,因为改制后人民币实际贬值率很小,尽管当时官方汇率为5.8%,但其所占市场交易量的份额很小,82%以上的外汇交易都是按照市场汇率作出的,即按较高汇率作出的,1993年最高达11.5%。”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长张毅君大使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当时,卷入或未卷入危机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中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期间,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出口变得便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但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及总理朱镕基多次重申,人民币不会贬值,同时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持港元及美元的挂钩,北京“对香港整体经济仍充满信心”。
  
  “亚洲危机不是中国的过错。”美国《商业日报》文章说。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北京对自己在国际市场地位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评价说,“现在已到了华盛顿承认北京在全球经济中的新领导作用,并不仅仅只对这种新领导作用给予‘一点尊敬’的时候了。”
  
  中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的表现,还获得了东盟国家的赞赏。这次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在东盟的倡导下,1997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了“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以及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三个首脑会议。其后,这种会晤机制化,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2001年,中国与东盟双方决定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同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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