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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中国货币政策成功转型渐进走向成熟

2008/12/15 10:28:36 [稿源:金融时报] [作者:黄丽珠] [编辑:胡蓉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30年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其间固然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成功、国有企业的艰难转型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等精彩篇章,但从1978年以来整个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是国家和市场主体、计划和市场如何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货币政策框架的整固与角色的演变都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与完善,并由此确定了在经济全局运行中政府调控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的真正边界。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已经令世界啧啧称羡。今天,景学成、王松奇、王自力、陆磊四位专家做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家学者笔谈会》,就“货币政策”专题阐述他们独到的见解。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博士

    中国货币政策角色的演变

  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78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从2280亿美元增长到3.42万亿美元,增长率15倍;金融体系从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化小角色到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参与者,其中两项重要指标的变化最有说服力:第一,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单一表现为储蓄,总额仅为210.6亿元,按当年人口量计量人均为21.88元,而至2008年10月底,全国城乡居民不算股票债券、基金、外币的拥有量仅储蓄总额即已突破21万亿元,人均储蓄增长远超过1200倍;第二,1978年全国外汇储备总额仅为16亿美元,而至2008年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9万亿美元,30年也增长近1200倍。这两项金融指标的1200倍能最简明地诠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金融奇迹的确切含义。

  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货币政策开始受到重视,而被重视的过程有一实一虚的两件事值得提及。比较“实”的一件事是1979年至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前后始终围绕信贷管理办法对全国的货币发行、信贷扩张计划和管理等问题进行调控方面的探索。到1986年12月,人民银行真正形成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实行调节的成型思路,即提出:(1)从1987年起试编社会信用规划;(2)提高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双重目标控制设想;(3)多存多贷;(4)中央银行贷款条块结合,实贷权下到二级分行。从这时起,中国从实务层面才算有了货币政策。还有一件比较“虚”的事是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经济理论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爆炸性的。因为那是一次为中国改革开辟思想道路的会议,是一次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思考方式确立标准化概念的会议。正是“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才有了可以与世界勉强接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当年有近30位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国外学者以1981年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和亚诺什·科尔奈为代表,国内学者则以薛暮桥、马洪等人为代表,与会者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当年竟无一人参加这次历史性的理论研讨会。

  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历来得不到重视,尽管中国有像黄达先生这样水平很高、智商超群的学者,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实践一直以货币金融压抑为基本特色。

  进入改革的第二个10年,中国货币金融学研究已彻底改变了在改革头10年被边缘化的状态,成了人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货币政策在这个10年中已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或全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转变,在宏观经济调节工具中居于首要地位。而宏观经济调节中的货币供应控制这类货币政策的功能等话题也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改革的第三个10年中,货币金融学已成了中国的“显学”。货币金融学成为显学的背后原因就是:改革30年中的最初10年中国着力解决的是生产和吃饭问题;第二个10年解决的是交换和产权问题;第三个10年才开始真正触及到分配和调整问题,而在货币金融主导要素流动的体制背景下,只有货币金融政策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分配机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举措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中国还不敢说自己是技术大国、军事大国,但可以自信地宣称自己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

  从金融角度讲,我们有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储蓄率、最雄厚的国家外汇储备以及改善速度最快、功能地位最重要的银行系统。当中国货币当局将货币政策最近两年来的稳健、微紧、紧缩的调节方向在2008年11月9日突然改变为“适度宽松”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国也有了非常成熟,识大体、顾大局,能因时而变的货币政策决策团队。现在,货币政策要展示的就是在“治冷”和应对衰退方面的内需刺激功能,我们在“适度宽松”定语下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矫枉过正”和“超调”。在货币政策的具体调节层面,我建议中央银行能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利率、短期融资券、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贷款推动等多方面落实“适度宽松”的主旨,在2008年底前和2009年上半年就连续出台一系列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王自力博士

  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反通缩(1998~2002)和反通胀(2003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也不断走向成熟,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实践和经验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完全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在肯定20多年特别是2004年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更待发挥。因此,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第一,应保证中央银行决策的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是一国的货币当局,负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原有高度集中色彩的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中央银行离真正行使其职能还尚需时日。因此,在既有状况下,当前应赋予人民银行合理调配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权力。在明确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作用、优点及弊端的同时,由人民银行结合我国一定时期的经济、金融状况,适时自主采用政策工具,才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达到货币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第二,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其治理结构。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

  在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强有力的传导渠道。但种种迹象表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防范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货币政策操作常常有不吻合之处,尤其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造成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紧缩效应。为此,要进一步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建立“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责权利密切结合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其治理结构。

  第三,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现有国企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通畅与发挥作用,取决于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需要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并且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化企业。只有真正体现所有者利益的企业才能对货币政策调节工具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四,“保增长”的同时不能忘了“调结构”。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与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有关。在全球经济衰退、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提升国内消费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美国国内消费贡献了GDP的70%左右,而我国的消费大概只占GDP的35%。问题是,要扩大消费就必须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在我国的财富分配中,过于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这削弱了民众的消费能力。而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当教育、医疗走向市场化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民众负担的加重。

  为此,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当前特别应注意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民间,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良好发展格局。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还是由政府扮演主要角色,那么,对于政府行为,诸如利率、准备金率甚至汇率这些工具,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

  最后,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受其本身政策局限的影响。货币政策也是如此,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同时,地区行业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不一致现象,也会造成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

  此外,资产价格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基本面的经济状态,但资产价格泡沫一般源自“非理性繁荣”、技术进步和金融自由化等因素,它不完全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一个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问题。至于信贷标准松弛、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或者财经纪律问题,甚至公众的“动物精神”,等等,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成为货币政策的盲区。

  因此,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应更多地注重诸多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任何指望或过度依赖于某一政策,如货币政策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行。

  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博士

  货币政策在30年改革中的成功转型与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和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真正确立和完善,也就由此确定了在经济全局运行中政府调控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的真正边界。在30年的发展演变中,中国货币政策经历了三次成功的转型。

  一、从直接管制到间接调控

  正如当前经济学界公认的那样,宏观调控是常态,是国家调控经济短期波动的必要手段,那么,货币政策就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为了实现从直接控制到间接调控的转型,货币政策经历了70年代末期中央银行从财政部门独立出来、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分离,80年代通过货币发行和信贷计划调控货币供应量,90年代取消信贷计划通过真正的间接式货币政策等手段调控金融体系的整个改革过程。其目的只有一个——更多地通过市场主体的操作自主决定货币存量,而货币政策通过间接手段影响市场主体的决策。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体制的确立可以说是国家-市场-经济主体关系在市场制度下的重构和理顺,是整个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

  二、从封闭经济货币调控到开放条件下的本外币政策组合

  经济决定金融,经济的持续开放催生了货币政策的第二次成功转型。自1983年中央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整个货币政策着重点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是1983年至1994年,货币政策主要立足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和经济波动,主要政策手段是控制现金投放和编制信贷计划;二是1994年至2008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本外币政策协调,于是出现了1994年的第一次汇率并轨和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说明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对国内经济具有直接影响力,同时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对外影响力相结合,逐步发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三、从币值稳定到金融稳定

  在1992年,货币当局和改革的设计部门(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就已经关注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并由此可能导致的整体金融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对总需求与通货膨胀实施管理的问题,还必须考虑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随之而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正在经历的2008年金融风暴都对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的通例是,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是通过向金融体系的再融资实现的,或者说,金融稳定政策必然以货币政策工具为载体。由此,中央银行必须对金融体系安全性提供最后的安全网,并负最后的责任。在金融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积累了金融稳定的丰富经验,中央银行的货币工具运用自如,在保持通货稳定的同时获得了金融稳定。

  30年金融改革造就了当前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货币调控体系,但经济发展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在今后10到20年必须应对的新挑战。

  一是经济结构差异与货币调控总量的矛盾。中国至今仍然面临过高的城乡间、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这无疑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构成挑战。由此,如何发挥中央银行分行在货币政策执行和工具运用中的灵活性,并将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但是,这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现成经验,需要中国货币当局在探索中求解。

  二是要素价格持续上升的经济发展型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货币政策是否应该且单纯考虑消费价格指数,抑或更多地关注包括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指数在内的真正全面的一揽子价格,是货币政策面临的新问题。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金融处于动荡阶段,货币体系面临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的货币一定会自发地在全球货币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恰如我们曾经观察到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在战后的崛起,以及2000年前后欧元国际地位的提高。当前,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本外币政策组合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这将客观上造成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全球效应。

  四是金融稳定对新型中央银行的要求。尽管金融风暴仍没有完全消退,但对于金融体系安全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职能的深层次思考已经展开。我们相信,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趋势并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消失,那么,一个安全的金融体系就要求形成一个更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金融安全网。由此,以中央银行牵头的统一监管制度将在未来成为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制模式,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框架也将面临最终的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景学成

  对今后货币政策制定执行的认识

  纵观30年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迎接国内外形势变幻的挑战。而且是不断迎接国内外形势变幻的挑战,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作用效果的提高过程。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面临提高水平的一系列要求和形势挑战是:政策的覆盖要有宽度、影响要有深度、策略要灵活、措施要审慎、货币要稳定、增长要促进、(金融)体系要稳固、(系统)风险要防范。展望今后的货币政策方向和路径,以下几点认识可能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保持促进实质经济增长的币值稳定,在促进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上下功夫。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保持能够促进实质经济增长的币值稳定,而不是单纯追求币值稳定或单纯追求增长指标。制定和执行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较为容易,制定和执行结构调整性的货币政策很难,而要制定和执行把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的货币政策最难。我国经济已从整体上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而且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下进行的,会直接受国际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因此,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点应当是保持币值稳定,促进扩大内需。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长期、不间断的任务。作为转轨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仅要遏制和改变粗放式、资源大量投入式的增长,还要求货币政策能够引导资金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同时,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实质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说,以稳健货币政策为基础、灵活的弹性货币政策或许是明后年的恰当选择。

  其次,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需要在币值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中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目标无疑是保持币值稳定,但币值的稳定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方面,也就是国内的物价稳定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里没有歧义:稳定不是固定,只要能相对稳定,略有升降而不到通胀或通缩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展现出弹性和空间。前30年的货币政策执行中,包括近年来的专注,往往侧重在币值的对内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我国继续对外开放,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资本的自由流动加速会越来越影响汇率水平和利率水平,进而影响整体物价水平。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往往或不时会成为第一位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有所准备、认真对待。为了能够发挥利率、汇率机制的关联作用;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两三年内实现正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框架完善的应有之义。

  第三,货币政策要在支持虚拟经济发展和防止其过度泡沫化之间进行权衡,以防止国际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我们的传染。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继续开放,外资大量流入,我国的金融市场逐渐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波动遂成为不可避免。货币政策的目标固然是促进实质经济增长。但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过去,我们关注得较多的是信贷资金不能违规流入股市,是商业银行的资金风险。2003年以来的经验和当前金融危机的警示都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促进实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正面关注包括证券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动向,既要合理支持金融市场创新,又要防止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化,以免虚拟经济的风险转移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海啸的过程表明,货币政策虽然是应对经济波动的短期政策,它和长期利率从而资产价格总有某种关联。我国一些金融机构虽然在这场危机中涉足不深、损失有限,但应使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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