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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改革开放30年的科学抉择

2008/12/31 10:33:48 [稿源:人民网] [作者:简介] [编辑:胡蓉平]

  [摘要] 党的十七大确立的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突出了社会建设,并把改善民生作为重点。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科学总结,又为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确定了新的目标,显示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关键词] 改善民生;  科学抉择;  新阶段

  [作者简介] 祝福恩(1955-),男,黑龙江青岗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1]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改善民生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先后诞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的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了社会新的发展要求。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这为改善民生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极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与中国农民为生计所迫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相呼应,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将此道路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了改善民生的政治价值取向。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归根到底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以往任何一种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不仅标明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更是鲜明地提出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观的核心。这就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民这一价值取向的正确性。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在实践层面解决好民生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可以断言,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实则是以民为本,这个“人”就是“民”。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为推进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

  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2-1]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邓小平更多地是在经济层面上界定小康社会及其目标和实现路径。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2]。

  这里突出社会建设、改善民生方面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邓小平首先在1979年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这个重大战略,进行了具体实施和创造性的推进。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对第三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提出了“六个更加”的要求,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3]。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三位一体”提升为“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这里,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载体。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应当看到,在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社会曾出现了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错误倾向,针对于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又出现了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问题。尽管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脱节的问题却愈显严重,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必将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三位一体”提升为“四位一体”,明确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并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四个建设”提升到由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的高度,同时又专设第八章对民生问题加以阐释,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更加全面。

  三、改善民生的历史依据

  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邓小平在1992年曾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性反思,也是对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视角对苏东剧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民心。在苏联解体前,《莫斯科新闻》曾刊载过一项民意调查:对“你认为苏共的改革代表谁的利益”这一问题,回答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利益的,只占2%;回答苏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只占7%;回答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高达85%;回答苏共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利益的,占13%[4]。由此可见,苏共亡党是其抛弃人民在先,而后又被人民所抛弃。

  人民为什么抛弃苏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共执政74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人民没有在生活中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取得政权之前,苏共承诺给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口号使苏共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并最终取得了政权。按理说苏共在取得政权后应当把这三个口号变为现实,不断改善民生,满足民生需求。但苏共不仅没有兑现“和平”、“土地”、“面包”的承诺,反而制造了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压政治。对此,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和苏共第二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分析苏共亡党原因时说过,苏共为所谓的政治牺牲了民生,失去了民心。利加乔夫说:“经济一次次地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5-1]。到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都未达到,到1982年人民的实际收入跌到了零增长,到人民陷入对苏共的完全失望状态时,人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沙俄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得不到满足,生活得不到改善。

  “土地归农民”曾是苏共动员农民的著名口号,农民相信这个口号而参加了革命,并在国内战争中为土地付出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苏共执政后却忘记了这个口号,搞优质产品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的谈话中曾承认,苏共在消灭富农过程中,消灭了110万农户,集体化又使农民变成了无土地、无生产资料、无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战后苏共又对每一棵苹果树、每一只母鸡都征税,与此同时,苏共在全国却建立了不同等级的特供商店供官员们享受,此时人民对苏共已经由失望变成了反感和厌恶。

  戈尔巴乔夫时期,他所领导的改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实惠,民生难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此时,身负执政重任的苏共,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淡忘了。利加乔夫对此曾说:“当1990年秋田野上出现大丰收时,一个用爱国主义精神把人们在共同的、真正全民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的天赐良机,被失去了、错过了。所有社会力量都关注着如何能全面取得丰收,因为争取丰收能成为一种凝聚因素,若获得成功就会扭转社会悲观情绪,赋予人们新的信心。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个天赐良机和大丰收,都在徒劳的政治争论闲谈胡扯中失去了。”[5-2]此时,人们对苏共由反感、厌恶转向了对立和反对,大大加速了苏共的灭亡。

  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一开始就立足于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着眼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到改革政策得到人民支持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2-2]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人民应当共享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对苏东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那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失败教训的总结,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并把改善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首要任务。这既是对苏东剧变悲剧的理性总结,又是对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科学提升,为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开放明确了进一步深化的路径。

  四、改善民生的现实要求

  改革开放30年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30年,是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30年,是不断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30年,因此也是不断证明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30年。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78年我国生产总值的总量只有3 600亿元,1986年突破1万亿元,到2007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4.66万亿元,上升到世界第4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这为我们党推进社会建设,解决好民生难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民生的改善。如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不够协调,连续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出口,到2007年才首次超过投资达到4.5个百分点(投资是4.4个,出口是2.5个)。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看,在人均GDP超过2 000美元时,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一般为80%左右。而我国消费率低,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以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

  从我国现实看,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我国现实的分配体制和格局存在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比较快,但与经济效益的提高,与GDP的增长特别是与资本要素收入的增长相比是偏慢的。这些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的比重是下降的。1992年至1999年,劳动报酬比重保持在51.5%—54.6%之间,但在2000年以后则明显下降,尤其是2002年以后每年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2004年降至47.2%,13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由于同期城乡劳动力总量仍在增长,劳动力就业人员的绝对量在这13年间增长了14%,所以居民的平均劳动报酬实际上是下降的。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体制出现问题自然影响民生问题的解决。其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收入分配、住房、物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即老百姓所说的“五难”: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由于以往没有提出社会建设,因此在民生问题上投入不够,有些民生支出还要群众自己承担。由此可见,改善民生的任务相当艰巨,不仅缺口大,欠账多,而且涉及多方面的、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面对改善民生的多重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现实出发制定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与生活”的战略,指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1-3]。这两个“人人享有”是让所有的人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据有关专家统计,以往我国基本享受社保的人数仅占25%,75%的人并没有享受社保。我国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人数仅占15%,85%的人并没有享受医保。特别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斥在外,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十七大确立的“五个有所”涵盖了整个民生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规划了民生政策推进的路线图。如中央财政2008年在教育上的投入达到1 562亿元,使提出22年的义务教育于今年秋天变为现实;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央财政2008年安排2 762亿元;为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中央财政2008年安排832亿元,新农合标准由每人每年50元,2年时间提高到100元,对参合居民的补助标准由40元提高到80元;为加快廉租住房制度建设,中央财政2008年安排68亿元;还有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等。其目的是推进社会建设,践行以人为本,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既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工作重点。

  科学发展不仅要重视效率,更要注重公平。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把民生问题解决好,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主人、改革主力的作用,让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7[-1],19[-2],20[-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61[-1],29[-2].[3] 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4]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5.[5]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M].钱乃成,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6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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