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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等“新特区”为中国改革下一个30年寻求突破

2009/1/4 9:04:44 [稿源:新华网] [作者:李志晖 张 琴 刘元旭] [编辑:胡蓉平]

  有别于30年前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等“经济特区”,重庆、成都、天津滨海、上海浦东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称为“新特区”。其含义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新特区的注意力不再是传统的“优惠政策”,而是在深层次的利益和体制调整方面先行一步,取得突破后将成熟经验推广到全国。

  新华网北京1月2日电 (记者 李志晖 张 琴 刘元旭)新年伊始,肩负改革探索重任的中国“新特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令人意识到它们将在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进程中扮演要角。

  2008年最后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其一便是部署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会议强调,加快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对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年多前,重庆和成都同时获批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接受了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探路的重任。半个月前,重庆设立了中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意在通过创新的“地票”交易形式,把农村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加快城市化发展,推动更多农民进城变身为市民。

  重庆市计划在户籍、土地管理和使用、社会保障、公共财政、农村金融等方面进行一揽子改革,形成统筹城乡的制度框架。到2020年,重庆可能有1000万农民工进城变为新市民。

  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全市共有3100万人口,80%在农村,7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1。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缩影。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企业倒闭、经济低迷的状况,连累数以百万计打工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如何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已成中国领导人关切的大事。这再次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农民工的职业虽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还徘徊在城市门外。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点和着力点,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变为城市居民。这一过程的实现与土地制度的创新密切相关。

  他认为,中国农村除耕地外,还有宅基地等建设用地。重庆“地票”交易的目的,就是在确保耕地不减少的前提下,让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及其家属通过置换农村建设用地的办法,换得城市户籍、城镇公寓以及城市社保,真正变成市民。

  观察家指出,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闯出一条新路,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中国以往30年的改革,过多地注重生产经济发展,忽视了公共利益和福利均等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国决策者的面前,重庆等“新特区”应运而生。

  与成渝特区共同承担下一步改革探路任务的,还有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武汉和长(沙)株(洲)(湘)潭等地。这些地区均自2005以来获准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形成了东、北、西、中兼顾的改革试验田新布局。

  有别于30年前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等“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称为“新特区”。其含义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新特区的注意力不再是传统的“优惠政策”,而是在深层次的利益和体制调整方面先行一步,取得突破后将成熟经验推广到全国。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孙久文认为,“新特区”要综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涵盖未来中国全局性改革的难点。

  2006年获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目标是建设一个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基地。人们注意到,尽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但以“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等为突破口的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并未裹足不前。近日,中国首家以出让企业股权进行直接融资的专业信息交易场所———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开始试运营。有关人士认为,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运营经验的成熟,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升级”为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将水到渠成。

  滨海新区拥有注册的基金类企业共63家,已成为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其中,滨海新区总额为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中国首个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的私募基金,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政府创业风险引导基金。

  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苟利军认为,对中国来说,金融创新不是过度,而是远远不够。滨海新区今后将加强营造金融发展环境,大力支持现代财务公司、租赁公司、股权基金、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以吸引更多海内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到中国发展。

  除城乡统筹、金融改革之外,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同样艰巨。2007年底获批“新特区”的湖北武汉城市群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被推到这项工作的最前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说,作为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要避免走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在工业化早期就走出一条新路来。

  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家朱翔认为,相较于此前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言,中国打造“生态特区”的任务更重。国家让湖北、湖南做“两型”社会试验,是想探索出一条低能耗、少排放、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长株潭城市群进行这项改革试验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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