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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将向更深处走去

2009/1/5 15:05:08 [稿源:国际商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30年前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和坚定决心,开始了极具颠覆力量的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大变革。为了改变落后命运,建设理想中的幸福家园,整个国家开始了激情岁月。30年过去,中国不仅抛弃了封闭落后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别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式崛起也因此风靡世界。这是一组数字: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第三大进口国,第三大经济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而在30年前,这是中国做梦都想不到的伟大成就。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已令一些国家感到畏惧,虽然中国从来就不是好斗的民族,但中国力量却在各种各样的心理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法国知名大报《论坛报》以“中国已经觉醒,世界可以发抖了”为题,回顾了中国在30年间走过的道路,其中有两段报道值得关注:“30年前,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带入改革之路,飞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如今这一亚洲巨人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1978年12月18~22日之间,毛的继任人邓小平发起经济改革,中国经济从此腾飞,如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7年翻一翻。”“1949年共产党拯救了中国;10年之后,中国拯救了共产党;1979年资本主义拯救了中国;2009年中国将拯救资本主义。”

  虽然第二段报道有些调侃的意味,但对中国所获成就的描述却非常准确。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对中国的描述更加有趣;“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漂亮的新娘,所有国家都忙着去提亲。”

  但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只开启了中国人幸福生活的大门,其所希望的民族复兴、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整个国家必须继续全力奋斗,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升软实力,这是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

  未来30年中国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开放,都触及政府和民众、甚至所有国家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之国内外发展环境跌荡起伏,风险重重,不仅需要中央政府更具大国风范的智慧和魄力,也需要政府对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有极强的前瞻性和掌控力。这将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对外开放过程,收益与风险相依,成功与挫折相伴,但中国早已走在对外开放的路上,昨天的成就已清晰透射出未来阳光和黑暗的坐标,别无选择。

  面对对外开放新时期,互利共赢战略该怎么完善?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该怎么实现?服务业该怎么从滞后的发展状态中走出?风险防范机制该怎么建立?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待专家去研究,等待中央政府决策和抉择。

  面对如上问题,本报记者与我国著名外经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进行了对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隆部长你好!30年改革开放中国收获了世界性大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应收获世界性强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将因此进行重大调整。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调整目标主要有两点:对内利用全球资源推动发展模式转变,从粗放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和效率型经济;对外坚持互利共赢,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是在几年前推出了互利共赢战略,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至今主要取得哪些成效?

  隆国强(以下简称隆):互利共赢“十一五”时期才上升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主要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而提出,这个点抓得很准,但任何战略都有逐渐完善的过程,目前看已取得一定成效。如在该战略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理念发生了变化,更强调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共赢而不是对抗。过去几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双边经贸、安全及各个领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期待,虽然不同国家期待不一样。

  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甚至政治和安全环境正变得日益复杂。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个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迅速在全球政治、贸易、甚至金融领域崛起,对原有国际格局是很大挑战和冲击。国际社会需要通过调整来适应新形势,面对一个崛起而快速发展的中国。

  从国际社会角度看,中国崛起有利有弊。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大市场,大家都想搭上中国经济这趟快车,在风险中抓住发展机遇。从资源输出国来说,中国发展推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这些国家靠出口石油、铁矿石等各种初级产品,获得了丰厚回报。如俄罗斯1990年代开始,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且有巨额外债。但这些年其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迅速改善,不仅还清了外债,而且有了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国家实力。其它一些国家资源输出国也如此。资源出口国多是低收入国家,适当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全球收入水平的改善有正面意义。

  但也要看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对那些产业结构与中国类似且与中国出口正面竞争的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自身制造业空洞化。此举也是结构调整,但在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失业的压力,但他会说是中国带来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失业率上升。还有全球变暖问题,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变暖气体排放国,国际社会也给我们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很多领域如人民币汇率、污染物排放、贸易摩擦、以及刚刚结束的WTO汽车零部件争端等,都显示中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处于磨合与调试阶段,基于这种复杂环境,国际社会和中国都需调整自身理念和政策,以适应中国崛起的新环境,新格局。

  国际社会对中国一直有各种声音,遏制的、合作的、把中国纳入各种规则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等。国际社会需要中国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本身,也蕴涵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将承担和自己能力相适应、权利相一致的义务和责任。由于秉持互利共赢理念,帮助中国消除了很多潜在敌意,改善了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满足了对各种资源、能源等的需要。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投资风险,使中国吸收了更多跨境投资。互利共赢战略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对新国际环境和格局的要求。但中国怎样才能更好地将互利共赢战略贯彻到多边、双边、区域经贸合作项目和政策中、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区域治理机制中的作用来看,还有着艰巨的任务。

  中国和平崛起正面临战略性抉择。中国崛起需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治理机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甚至软实力的影响力。我们是自成体系、构建一套像当年苏联搞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利用现有国际机制,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这是战略选择。毫无疑问,后者风险较低,也可行。

  中国的硬实力发展非常快,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多发展中的矛盾:工业化城市化未结束,城乡失衡,内外失衡,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等。在这种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利用和影响现有规则,确保自己的利益?此时你会发现,我们对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还处在学习和适应阶段,还没有能力真正影响国际规则。

  首先是谈判之前,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有很大欠缺,目前只是在对方提出要价后,研究开放市场可承受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下一轮谈判中,要获取什么?可能的利益在哪?竞争对手承受力多大?拿什么去换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不够清楚。

  其次是谈判阶段,怎样将利益诉求通过谈判逐步实现?这一点很多国家很老到,他们利用现有规则,整合利益同盟者,整合自己的经贸、政治、安全及外交资源,在大空间里配置谈判资源,以达到目的。而中国部门分隔,政治、经济、安全的谈判相互脱节,更缺乏主动性和能力整合与我国利益相近的其他成员。

  再看对国际组织的掌控力。虽然随着经济体量增加,中国在很多国际组织里有了人,但人很少,而且不在关键职位,级别很低,致使国际组织不能很好地为我所用,表现出软实力的欠缺。软实力欠缺背后是什么?是体制的适应,是人力资源缺乏!要想真正实现共赢而不是单赢,中国的利益必须真正体现出来。中国为此一方面要继续提升硬实力,一方面要大幅提升软实力,学会将现有国际机制、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引导其未来走向,使其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这就需不断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调整体制机制,实现各种资源有效配置和整合。

  记:在国际规则引导、国际组织里的力量建设方面,做起来可能很困难,但很要害,怎么才能做得比较顺呢?

  隆:以巴西为例,这个国家以前在WTO中影响力很有限,但其前任驻WTO大使回国后担任商务部长,为更好地参与多边谈判,对商务部的机构设置作了很大调整,从体制上保证其用好WTO规则,软实力大大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在WTO谈判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来看你说难吗?不难。第一要有战略,我们已提出互利共赢,但还要从中国和平崛起的高度来重视,才能更好地利用和引导国际规则,在其演变中体现我们的力量,而不是不出头,被动应付每一轮谈判。第二要从体制上解决。软实力在于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各种力量实现目标,而我们目前的部门分隔体制存在问题。第三要深入研究。中国是个大国有很多研究资源,很多国家的研究资源加在一起,也不如中国多。但这些资源没有整合,在低水平重复,而真正将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不同产业的竞争力、竞争对手承受的底线等问题研究透的机构,几乎没有。印度为了谈判,借助外力,请麦肯锡为其作全面的产业竞争力分析,为谈判提供基础。但长期来看,一个大国不能依靠别人的研究资源,一定要靠自己。中国不是没人,也不是没花钱,但领军人物少,最大问题还是体制,不能形成一个、或几个真正强有力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人才和资金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

  要大力提升政府的人力资源。现在政府官员有换岗制度,因此每个人都掌握多方面情况,但每个领域都浅尝则止,难以在官员中形成真正的专家,这是个大问题,更不用说部门之间、跨部门之间的整合。

  再就是要大力提高企业在对外谈判过程中的参与度。当年我们作《中印五年规划》时,对方的专家队伍中坐了很多协会负责人,还有企业代表,而不仅仅是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任何规则的谈判和研究,参与者不仅有官员,还要让企业参与其中,但目前中国没有这种机制。我们的协会更像政府的外围组织,帮助政府管理企业,却未将企业的真正诉求反映上来。

  总之,我国软实力欠缺暴露的正是体制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大潜力,如能将现有资源整合好,软实力可大幅度提升,现在情况恰恰相反。

  要想真正实现互利共赢,光提出理念是不够的,必须整合资源,前提是改革体制,才能建立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官产学协调配合,不同政府部门高效配合的新体制,才能产生与硬实力匹配的软实力,才能在多边、双边、区域及各种机制里发挥作用,体现我们的力量。

  记:发展硬实力时即使战略不完善,也不会对发展造成很大障碍,但发展软实力时战略不完善,就是巨大缺陷。但机构改革和人才培养等问题,需要时间和过程,可能很慢。

  隆:要想快也可以快,关键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现在中国的各项经济数据太漂亮了,如果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很难推动这种改革。但在看到成就的同时,还要想一想,中国是否将所有机遇都抓住了?是否所有挑战都用最适当的方式去应对了?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有没有更适合中国崛起的方案?怎么去实现?

  记: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深入思考。随着中国经济盘子越来越大,对海外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互利共赢战略在该问题上,需更加彰显。

  隆:中国已经而且将进一步依赖国际资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要研究的是怎样才能实现资源安全。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资源安全。有人说资源安全就是一旦打起仗来还有汽油烧,经济还能运转。这是最极端的情况。我认为,资源安全应该是能低成本、稳定、持续地保障资源供给,如果你一买资源全球就大涨价,我们就得付出高代价,这不叫资源安全。虽然这几年各种各样的资源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但因资源涨价付出的代价,每年高达700~800亿美元,甚至更多,这是经济上的直接冲击。间接冲击是资源产品大幅度涨价带来的通货膨胀,对国内宏观经济带来压力。

  要想确保资源安全,首先要明确目标。如果将低成本保障资源持续、稳定供给作为目标,目标明确后就要研究资源在哪,价格怎么确定。确定资源在哪相对容易、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就与其全面改善关系,通过经贸、投资等手段掌控资源。如资源掌控在跨国公司手里,怎样与跨国公司合作,就有很多问题需深入探讨。例如,为防止力拓被必和必拓并购,我们一家国企花了很多钱买力拓股票,结果造成巨大、至少是账面上的损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初级产品定价权发生了很大改变,金融炒家在定价过程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大量炒家在里面,资源产品定价已被金融化。定价权不在买方手里,也不在卖方手里,而是在金融炒家手里,你的所作所为只是炒家的一个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在新的全球初级产品定价机制里,该怎么规避风险,体现自己的利益。

  其次,要研究从资源勘探到采掘、加工、运输、消费和定价等各个环节,怎么寻求我们的位置和机会。这些问题看清楚后,再研究通过什么手段获取,投资还是合作,还是长期定价机制,还是战略储备,或这些手段综合利用,比较各自的利弊。现在的问题是前面的事研究不深,直接就进入用什么手段。既然前面的问题没研究清楚,这些手段是否低成本、稳定地保障了资源安全供给,恐怕就不能简单地说是,这个问题需要反思。如简单地购买跨国公司股份、或搞战略储备,都有极高的成本,不对称的高成本本身就不安全,没有达到资源安全的目标,千万不能以极端形势对应资源安全。

  本报记者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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