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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30年》作者库恩:中国领导人并非千人一面

2009/1/12 11:43:42 [稿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 [编辑:胡蓉平]

  “我个人认识其中一些领导人,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威权主义者。西方媒体的描述并不真实,人们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中国30年》

  2008年12月22日 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库恩在座谈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汪永基/摄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我想把中国的全面性呈现给西方”

  很少有外国人,在中国会受到“国师”般的礼遇,65岁的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享受到了。

  也很少有一本书,会像《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般,备受瞩目甚至追捧。近日,在该书中文版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

  就出版书籍而言,这样的场面实为一时之盛。

  库恩正是《中国30年》的作者。2005年,因为写作《江泽民传》,库恩开始声名显赫,但同时他又承受着西方媒体的猜疑和批评,认为他“美化了中国”。

  1月10日上午,《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见到了库恩,他身穿深蓝色西服、头发已花白。库恩是个大忙人,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十分紧凑。在采访间隙,库恩曾数次离开座位,回来后,他又连忙为自己刚才的离开做解释:“非常抱歉。我不想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但我中午就要去天津,所以走开了一下去整理行李。”

  对于中国媒体给予自己“斯诺第二”的赞誉,库恩坦言并不十分喜欢,“在中国这是一种表扬,但在西方也许并不是。”

  谈中国领导人:并非千人一面

  在《中国30年》中,库恩采访了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披露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些从政细节。“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呼吁媒体要报道更多‘实实在在的新闻内容’和事关民众利益的故事,少播一些高层领导的一般活动,胡锦涛在内部批评说,这等于是在‘浪费时间’。胡锦涛建议从新闻报道开始,减少对领导活动、没有实质性内容讲话的报道。”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30年》这本书中,您采访了政治局委员和各个领域的省部级官员。要知道在中国采访高层官员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好奇的是,为何只有您的采访能够一路亮绿灯?

  库恩: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我在中国20年的生活经历说起。1989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我访问中国,为中国当时的金融改革担任顾问。从90年代中期后,我总是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扭曲、沿袭对中国的偏见报道。当时我很沮丧和失望,为了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我开始了一系列活动。这其中我讲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有成功面、也有阴暗面,接触了包括农民工、残障人士在内的很多人。这让我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让我在美国建立起了名声,我也因此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信任。这也许是我能顺利采访的原因。

  到现在为止,我来中国有100来次了,我一直致力于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常在美国媒体上介绍中国。而在这本书中,我不仅是向世界讲述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我更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中国。我不仅采用了过去我很多年来的采访成果。同时我还为这本书专访了一些中国领导人,丰富了中国的形象。

  《国际先驱导报》:您是如何具体挑选您的采访对象的?经过这一系列高层的采访,中国领导人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库恩:其实你也知道,在中国这么多年以来,要谈论中国领导人的整体形象,是比较困难的。我一直致力于介绍中国领导人是有个性的、真实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的。

  世界对中国的主流偏见是中国是一个单一化的形象,对中国人的印象更是如此。我要介绍的是中国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我跟很多中国领导人有接触,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兴趣和艺术爱好,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主要目的是展现中国领导人的不同面貌。

  对高层领导人的集体概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认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围里都是最优秀的。我注意过他们的教育背景,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有博士学位。还有的领导人,他们原来接受的是科学教育,是工程师,后来学习了法律和经济知识。有的领导人则在几个地方省份有过丰富的管理经验,比如习近平曾经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职,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管理过几千万人口,他们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

  对于其他领域的领导人,我也一直致力于介绍他们的真实个性。比如在农村改革,我跟中国社科院张晓山和陆学艺两位农业问题顶尖专家有过深谈,他们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时期,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了解。在卫生领域,比如黄洁夫副部长,我本身学生物科技,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成就,他很有才干,一直致力于医疗改革。

  再就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先生,他曾是一个出色的记者,在跟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个例子,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主任,我之前对中国的政治理论没有什么了解,可以说他是我在这方面的老师。我跟很多领域的领导人有很深厚的友谊,我很荣幸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我人生经历中的宝贵财富。

  谈采访:我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采访外,您写作《中国30年》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哪些?

  库恩: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不太愿意把所有这些称为“采访”,我更愿意称为“讨论”。我是一位严谨的作者,在中国不同领域的领导人、普通人如士兵、工人,我都有过接触。这为我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厚的背景。我在思考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想的时候,是基于我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理解。

  除了跟领导人一起讨论外,我还在中央文献资料室获得了很多新解密的党内文献,这给我提供了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有些领导人已经去世了,我可以利用获得的第一手的回忆录和谈话录。这也是我另外一个资料的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库恩:比如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讲话稿,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讲话之一。我得到了当时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于光远提供的一些资料,他们是如何起草讲话稿,当时有哪些会议、进行了哪些讨论。在我看来,这份材料十分重要。

  还有邓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2年的两次广东之旅。当时有位官员一直陪伴邓在广东的行程。他最后写了一个很详细的回忆录,几乎是详细到了每分钟。这个材料非常丰富,由于篇幅有限,最后我只使用了一部分的材料。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这些一手的材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谈内容:中英文版都各删去50%原稿

  “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内容,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这方面的限制,还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30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否有区别。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

  库恩: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我主要是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感兴趣,对中国的未来走势更感兴趣。我要做的是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示给他们看。

  西方媒体对中国有怀疑,也存在很深的偏见,他们更关注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成就。中国有问题,但我想把中国的全面性呈现给西方读者。

  对中国读者,主要的兴趣点,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外国人的观点。所以对中国读者来说,正是由于这本书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才会觉得更加感兴趣。

  《国际先驱导报》:中文版最终在成书的时候有删节吗?具体删除了哪些内容?

  库恩:这一次,因为我们要赶上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时间,所以我只好写完第二稿后,就把很长的稿子交给了中文和英文出版商。对于中文出版商来说,他们有所谓的中国速度,出版的速度很快。相比较,外国出版的速度会比较慢。到最后成书时,两个版本差不多都删除了50%原稿的长度。

  对中文本来说,这本书的中文出版社,他们有不同的编审程序。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这些章节都被删去了,因为中文读者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而这些内容主要是给西方读者看的。同时,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内容,由于在中国还存在着这方面的限制,还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但是我可以说,我写的绝大部分内容,我的书本质没有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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